近日，深圳大學再度試水改革，以人事制度為突破口。2010年9月起，將破除教授的幹部身份，全校推行職員制、聘任制，不簽約不聘任，從而打破「鐵飯碗」，深圳大學從此「無官」。這一大膽舉措引來各方爭論。高校改革由來已久，從2003年北京大學改革受挫之後，高校改革大多是「隔靴搔癢」，教授的「鐵飯碗」更是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對於此輪深圳大學改革最後的走向，身處其中的人們也看得並不是很清晰。深大校長章必功向記者明確表示，可能這場改革的時間要拉長至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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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學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總體方案》具體分為以下六個方面：①實行「全員聘任，簽約履聘」的人事分配製度；②建立和完善高端人才引進、培養與管理機制；③積極推進教育教學改革，探索創新創業型人才培養模式；④推進科研管理改革和學科建設，做強做大優勢學科；⑤推行「學術主導」的內部管理體制；⑥創建「立法辦學」的辦學保障體系，構建立足「自主辦學」的高校法人治理結構。
最近，大學這個「去行政化」，包括人事變革，真是如火如茶。深圳大學再度開始試水改革。其實高校改革改了這麼多年，包括2003年北大那場轟轟烈烈的人事改革，到最後也都是無果而終。
我們的學生從大學出來，到社會到企業到各個單位去的時候，其實就是一道關。你看，這麼多學生這麼拚命地去上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最後終於進大學了，好，這四年學完以後，學分一掙，到了社會上發現，自己還是一片迷茫。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成功。
大家要曉得，中國進行教改的不只我們內地，比如說在中國的台灣也做過教改。20世紀90年代台灣的教改可以說是搞得轟轟烈烈，而那次的改革就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推動的，最後完全以失敗告終，成為一個大笑話。中國台灣的教育改革學習的是美國的表面現象，它們大量設立大學，所以台灣的大學可錄取率高達120%，甚至超過了應考的人數，真可以說是人人都有大學念。不僅如此，它還推動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台灣的教授就抱怨說，「教授治校」之後，連那個倒垃圾的工作都得教授自己去干。因為既然你讓教授治校，那你以後就自己去聘任垃圾工、清潔工，學校行政部門都不管了。教授哪有這個時間去做這個事，而且教授也不知道怎麼聘任，因此只有自己倒垃圾了，哈哈哈，實在很好笑。我覺得在內地、香港、台灣三地教育改革中比較成功的，還是香港的大學。香港為什麼成功？不是因為香港改革改得好，而是這個系統就是英國統治時期的系統，這個我們待會再談。
我發現，我們內地任何大學的改革都有一個毛病，就是以折騰教授為主。比如說「人事改革」，就要求教授發表論文像美國一樣，然後不聘任，不能拿「鐵飯碗」，跟那個計件工資是一樣的。還有「不要行政主導」，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給你官位，什麼正廳、副廳都不要有了，你就是一個純粹做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我想最近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以這兩個為主的，而且完全不考慮教改的目的是什麼？讀者曉不曉得我們中國歷史上大概只有一次的大學教育改革比較成功，就是蔡元培那次。那次改革和我們現在的改革有什麼差別呢？蔡元培抓到了真正的目的，他認為大學就是要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對現實情況主觀懷疑的精神，同時培養自己高尚的情操，其實就是以學生為改革目標。學生因為對社會懷疑，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我們改來改去，改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東西，都是在技術層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騰老師。
其實我們一般說媒體經常炒作的「大學病」，其中一個是「衙門化」，所以現在要「去行政」，意思是說，要讓教授不當官，不要給幹部身份。還有一個就是「官不當教授」，這個很重要，就是說「教授級官員」是不能被接受的。這個現象在香港是不可想像的，哪有官員突然就可以當教授的？你開門課有可能，因為我們有些非常實務性的課程確實需要官員，比如說交易所的官員來專門開門課，講什麼金融啊、證券啊都行，不但可行，也很好。但是想進入正式的教職員體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國香港的大學傳襲了英國統治時期的制度，它的行政系統是非常龐大的，不像美國行政系統那麼小。而且我覺得香港的大學，整個行政系統的權力是大於教授的，至少是不小於教授的權力。內地的大學就更強了。內地的白髮蒼蒼的學者們，在行政人員面前都得低下高貴的頭。在北大，一個科長都比教授牛多了。在香港就不至於，干行政的還都很客氣，他們還是以教授的話為主的，教授絕對不可能低頭的。而且，在香港各個大學，教授跟校長打電話是很容易的事，你有事找他，就給他打電話，他都會跟你講話的，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不僅如此，學生和校長的互動也很頻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任校長，竟然和學生半夜一起看南非足球世界盃冠亞軍比賽，這在內地是不可想像的。再看看我們內地，普通的學生能跟校長一年見一面就不錯了，還是在開學典禮上。所以北大老校長許智宏，當時唱那個《隱形的翅膀》，感動了不少中國內地的學子，他們說校長竟然可以跟我們學生一起唱流行歌曲，他們都太感動了。
你要曉得改革不是一個大學本身怎麼改的問題，而是你的外在環境有沒有辦法孕育出科學管理大學的這麼一個制度來。香港的教授有沒有自己的主導權？有的。比如說，我們聘任新教授的時候，新教授必須來學校裡面訪問，我們請他發表一篇論文，由我們來評論他論文寫得好不好，每一個教授都發表一點意見，比如你對這個人的印象怎麼樣這之類的問題。最後做決策的就是幾個教授，大概兩三個，包括像我這樣子的資深教授。而當我們幾個人做了決策之後，全體教師是必須服從的，因為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就是由幾個論文發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決策。當然了，我們也會採納所有教授的意見，但一旦做了決策之後就要全體服從，其實這是個紀律的表現，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民主。而且我們遴選新教授的時候以什麼為標準呢？第一，考查新教授會不會教書。這個很重要，你表達清不清楚，能不能做一個好老師，這是其中一個考慮的標準。相當於一種「客戶體驗」。第二，新教授有沒有發表論文的潛力。為什麼強調這一點呢？因為新教授進來之後，要繼續做研究，要把最新的知識帶到學堂里，所以我們必須要確認你是否有發表論文的潛力。此外你還必須要有良好的口才，能夠把你肚子里的學問講出來。這是我們選擇的幾個方向。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怎麼怎麼樣，這種私心在香港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每一個教授都有自己的信託責任，他們就認為自己的責任就是按照這幾個標準評分。請讀者想一想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態度？我告訴你，不是因為自己的良心，而是整個香港這種外在的環境，也就是大學之外的環境，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都有這種信託責任。你曉不曉得香港高官的公務車，夫人和小孩是不能坐的，只是讓你上班用的。如果你上班的時候帶上你的小孩去上學，或者帶上你的狗去看病的話，就違反了信託責任，這是會出大事的。
我覺得我有必要先解釋一下什麼是信託責任。大學生的父母把大學生交給大學了，社會對大學是有期望的，大學應該怎麼兌現它們的服務呢？這套契約精神就是信託責任，也是大學改革的真正重點。比如像我，我對學生逼得是非常緊的，學生必須花非常多的時間攻讀我這門課，但是學生可以隨時打我私人手機找到我，學生有問題可以跟我討論，學生寫的報告我一定從頭看到尾。學生很感動，他們說感覺非常意外，這麼有名這麼忙的郎教授怎麼會有時間讀學生的報告呢？我不覺得有什麼意外的，因為這是我的信託責任。由於我逼學生逼得特緊，所以我的學生畢業後都不需要經過再次訓練，馬上就可以上崗。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我在北京有一個研究隊伍，是專門幫我做研究的。我聘過很多我們內地的大學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勝任。我們的淘汰率是很高的，達到95％，逼得我不得不從香港再聘我過去教過的學生，因為香港的學生可以直接接軌，可是聘用的我們內地的學生就接不了軌，四年下來等於是沒學，我還要從頭教到尾。我哪有這麼多時間？所以我的幾個研究助理只好開課，對新進來的研究人員進行再培訓，把他們過去這四年浪費的時間補回來。
總體來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進一個制度、一個紀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民主。台灣的教改為什麼失敗？因為他們引進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麼行呢？如果一個學校裡面有60％是比較差的教授，一人一票的結果就是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們可以聘用他們的朋友進來，聘用最壞的人進來，這就變成了惡性循環。你說香港民不民主？夠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學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數幾個最傑出的學者來做決策，而且都盡自己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