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不如書在手，一生常見月當頭。
——金庸
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經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一定選擇「坐牢讀書」。
——金庸
「五月風暴」之後，香港房地產處於低潮，金庸以40萬港幣的低價，按揭買下港島渣甸山一幢三層高的洋樓，在這裡住了將近十年。洋樓環境清幽，門前有個大花園，外牆都是淺色，與左鄰右舍的豪華別墅相比，外表顯得十分樸實，在富貴氣味襲人的渣甸山上顯得尤為特別。
金庸喜歡看書。初三和他同學的沈寶新說：「他從小到大就喜歡看書，跟他做同學時，每天都見他看書，一看就好幾小時，而且看得很專心、很認真。」他到香港後，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夠，下決心把英文學好。他家有一個一人高的鐵櫃，拉開抽屜，裡面全是一張一張的小卡片，上面寫滿英文的單詞、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記憶多少。 倪匡後來說，金庸的英文雖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書的時間大約四個小時，當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應酬就不能了。他讀書很雜，如果遇到一些問題，他會足不出戶，從早到晚在書房裡翻書，直到自己明白、滿意了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屬中，他被視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倪匡說，只有一次問他「英國女王姓什麼」，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時特意考考他一些較冷僻的問題，也被他順利過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問他：「蟑螂有一個古稱是什麼？」他回答：「蜚蠊。」
他可以成天關在家裡看書，經常與他一塊兒出差的潘耀明說，「在機場候機時，他從來不會幹等，總是到處找書店去看書」。
從渣甸山到太平山，書房在他家裡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進他渣甸山的書房，發現——
整個書房猶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藍色的地毯鋪滿了千多英尺的空間，四壁到頂書架，裝著各式各樣的書籍，角落一張大書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謂坐擁書城是什麼？
我看過不少書房，很少有大得過金庸這間書房。一千多英尺面積，好比普通人家一層樓了。
樓下還有個書庫。最保守的估計，金庸的藏書有幾萬冊。他自稱，沒有什麼善本書籍，有的是為了某個時期興趣而買，像音樂、舞蹈、電影、研究圍棋的書，一些關於佛學的書；有的是為了寫作必需參考的書，如政治經濟的書、史地的書和一些武術的書。
在林行止的記憶里，「唯最有氣派的書架，在查良鏞先生渣甸山巨宅書房，其時此書房有『最昂貴書房』之稱，書房面積千方英尺以上，『樓價不菲』，記憶中查宅花園中還有一儲書室，只是筆者沒參觀過。」
書房角落的那張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寫武俠小說、看書的地方，晚上他去《明報》上班，寫社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極有規律，白天在大書房寫武俠小說，晚上在《明報》辦公室寫社評，娛樂性的武俠小說與嚴肅的社評互不干擾，兩張桌子各寫各的。
與朱玫離婚後，金庸將渣甸山的別墅給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從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區。太平山俗稱扯旗山，可以俯瞰維多利亞港，日落後能欣賞「東方之珠」的夜景，山頂一帶都是官紳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頂道一號，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積有好幾萬平方英尺，花園也大得驚人，據說單是裝修費就用了百萬元。「別墅佔地面積約2000平方米，主體結構是一幢二層樓的樓房，整個設計可謂中西結合。亭台水榭、花園曲徑當然頗為民族化，但游泳池卻是絕對的洋派。」（1996年他將山頂道一號拍賣，成交價1.9億港元。） 新居搬定，倪匡去參觀，第一個印象是「必須裝室內電話」，否則同居一樓照應不易。
羅孚說，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腳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頂而處於巔峰，花園式的華屋，一山的上下，一個世代的升騰！ 溫瑞安第一次踏進金庸的家，有三個特別的印象：
一、他的大廳甚闊，但最令我這種「書蟲」觸目的是，四周的壁櫃，儘是書，全是書，精裝的、平裝的、線裝的、套裝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動的書。
二、他的辦公桌是在中廳，有落地的長窗，可以望到整個維多利亞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聞名，到了晚上萬家燈火熱鬧而無聲地閃爍，那感覺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間大得像座會議廳，浴具高雅，名貴地毯，兼有運動器材。倪匡在日後曾開玩笑說，從他那兒（賽西湖大廈）用望遠鏡望過去，可以看見金庸在做什麼，有次他打電話告訴金庸在做什麼舉動，把金庸著實嚇了一大跳。且不論倪匡此說是否當真，金庸的房子的確有面大窗，的確很有書卷氣，而且很舒適，一坐下來就捨不得走。
那時金庸對《明報》的具體編務管得少了，大部分時間躲在家中看書、下圍棋。內地記者葛繼宏造訪山頂道一號，「在他的書房，我們看到的幾乎全是精裝本的外文書籍」。其實也有《古今圖書集成》《點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樓叢書》《資治通鑒》等大部頭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藝術、圍棋等方面的書籍。細心的人發現，他的藏書大多外皮殘舊，「顯見是時有翻閱」。許多到過他書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冊的《大藏經》，佔了整整兩排書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進他那間書房兼客廳的《南洋商報》記者杜南發，只看見四壁皆書，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關佛學的書籍，各種文字的都有，還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讀完的《大藏經》。
與溫瑞安一同見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問：「查先生，您有沒有過不開心的時候？」他笑說：「有啊。」再問：「那您不開心的時候怎麼過呢？」他說：「睡個覺不就過去了？」
其實，也有睡個覺過不去的時候。「1976年10月，我十九歲的長子傳俠突然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這對我真如晴天霹靂，我傷心得幾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殺。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疑問：『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想到陰世去和傳俠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 在突如其來的死亡面前，萬貫家財、一切身外的虛名浮利都變得空空洞洞。這也許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擊，他自稱：「在香港幾十年都很開心，除了大兒子死亡，與前妻離婚，以及許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沒有大的不開心。在小學、中學、大學讀書時本來也挺開心，只是抗戰期間，物質生活艱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兒子的死使他傷心欲絕，他拚命用《格林童話》里的一個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個媽媽死了兒子，她非常傷心，從早哭到晚。她去問神父，為什麼她的兒子會死，他能否讓兒子復活？神父說：「可以，你拿一隻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沒死過人，就讓他們給你一粒米，你乞夠十粒米，你的兒子就會復活。」那個女人很開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發覺沒有一家沒死過人，到最後，一粒米都沒乞到。她就覺悟：親人過世原來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於是，她開始感到安慰。
此後一年，金庸讀了無數書，探究「生與死」的奧秘，詳細研究英國出版的《對死亡的關情》，湯因比博士討論死亡的長文有不少精湛的見解，卻解答不了他心中對「人之生死」的大疑問。這個疑問，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時期曾從頭至尾精讀過《聖經》，回憶書中的要義，反覆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義不合他的想法，後來他忽然領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於是到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
在極度痛苦中，金庸開始研讀佛經，試圖從中找到生與死的答案。
金庸的武俠小說中充滿了佛、道的元素，經常出現少林、武當，對佛教他並不陌生。有人以為《九陰真經》就是《楞嚴經》，以為他讀過《楞嚴經》才寫《射鵰英雄傳》。2003年10月9日，他在陝西法門寺說：「其實我是先寫小說，然後才開始真正研究這些禪經的。」
「佛經的境界與武俠小說相當衝突，要求人把慾望減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這對藝術創造有妨害，小說總是要情感愈強烈愈好，內心衝突愈鮮明愈好。」 佛教的要求不僅與武俠小說衝突，也與他的現實人生衝突。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灣從容地點燃一根煙，也不忙著吸，看著長長的一截煙灰滾落，然後對高信疆夫婦和張大春他們說，佛家經常講「變」，透過了「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圓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於悲；喜亦不常喜，不止於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脫於自然的法律，也就註定會衰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他還說起希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