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金庸在武俠小說中寫盡人間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過：「我的婚姻不理想，我離了好多次婚。」在紙上「笑傲江湖」的背後，他的婚姻曾兩次破裂，心愛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金庸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愛情萌芽於1947年的杭州，那時他在《東南日報》工作，因主編幽默專欄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杜家父親在上海行醫，母親喜歡清靜，用八根金條在杭州買了所庭院，平時與女兒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則跟著父親在上海上學，假期才來杭州。
一天，金庸編的「咪咪博士答客問」欄目有這樣一個問題：「買鴨子時需要什麼特徵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頸部堅挺結實表示鮮活，羽毛豐盛濃厚，必定肥瘦均勻。」少年杜冶秋不以為然，寫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說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說鴨子的羽毛一定要濃密才好吃，那麼請問，南京板鴨一根毛都沒有，怎麼竟那麼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閣下所言甚是，想來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孩子，頗想能得見一面，親談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歡迎光臨。」
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邂逅了17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門，送去幾張戲票，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孔雀膽》。這個戲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前身「抗敵演劇九隊」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響，人們爭相觀看，《東南日報》除一般報道外，還花了不少篇幅進行宣傳。之後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金庸卻成了杜家常客，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
1948年3月，《大公報》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樂意，寫信到杭州，徵求杜冶芬的意見，她的答覆是短期可以，時間長了不行。後來報館高層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兩次杭州。當時許君遠要他寫一篇《我怎樣決定到香港》，在《大公園地》上發表，同事李君維甚至預先給他起好了題目，就叫《杭州別鳳記》，還畫好了兩個小報頭。他說：「一看報頭如此之美，題目又如此之艷，文章也嚇著不敢出來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飛機。臨別前交代他一句話：「我們每人每天做禱告一次，不要忘了說，但願你早日回到上海。」飛機是30日早晨起飛的，「本來預定計畫4月1日辦一件有關終身大事而並非終身大事的事，於是一切只好『半年後再說』」。
據說，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許君遠是證婚人。
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報》《新晚報》時的老同事、上司羅孚記得，他們那時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誌道和杜老志舞廳，所以有人就開玩笑給這位杜姑娘起了個外號，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歡」的筆名寫影評、編劇本，這個筆名的來歷，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說明，杜冶秋說，「林」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個「木」字，雙「木」成「林」，而「歡」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生活幸福的寫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金庸忙於工作，沒時間陪她，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生活過得不愉快。最後她獨自回了內地，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
羅孚說杜冶芬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麼，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 金庸在《大公報》的其他同事說：「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粵語，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離開查良鏞。」金庸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淚光地說：「是她背叛了我。」 有記者問羅孚，金庸在接受採訪時說是太太背叛他，是怎麼回事？羅孚回答：「他是這樣講，我們當時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認是個感情重於理性的人，他對記者說：「年青時，喜歡一個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適，或者沒機會，也照追可也。」「現在不怕講，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還說：「我是離過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很愛我，我很愛她。但事後離了婚，你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說不後悔。因為在當時條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後變故，大家沒辦法知道。」
他們沒有子女。杜冶秋回憶：「有些報紙說查、杜分離是因為查欲求職『外交官』遭妻子反對，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實際上是無稽之談。」杜冶秋認為，「後來離婚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愛尚且存在不足』」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聞記者出身，美麗能幹，懂英語，比他年輕十一歲。兩人相戀時，金庸還在《大公報》。當時的同事高學逵的小孩子高潔還是個小學生，一次報館同人郊遊沙田「麗園」，目睹這位「查叔叔」帶了一位文靜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橋畔，相依相偎。我們還是頭一次見識什麼叫熱戀呢。」
1956年5月1日，他們在香港美麗華酒店舉行婚禮。當時金庸還在《大公報》工作，並以「林歡」等筆名寫影評、電影劇本。很多新聞界、電影界的人到場祝賀，包括《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電影演員陳思思、張錚、喬庄等。《長城畫報》刊登了他們的結婚消息。 他們在半山纜車徑（現在的堅尼道）2號租房居住，房東就是後來在《明報》寫專欄的簡而清。
他們的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後，金庸創辦《明報》，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朱玫與他患難與共，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們夫妻的身影，還有一杯咖啡兩個人分享等故事。那確實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相濡以沫的歷史。《明報月刊》初創時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個不停，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顧孩子，每天還要給他送飯。
1968年的《明報》編輯會議記錄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時稱「查社長夫婦」，有時稱「查社長、查太」。 《華人夜報》創刊，朱玫擔任社長，之後還是《明報晚報》的採訪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報》十周年報慶，在文華酒店舉行宴會，她身著玫瑰紅的禮服，燙頭髮，滿有精神地與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賓。在合影時，他們夫婦和沈寶新夫婦坐在一起，一對小兒女傳俠和傳詩蹲在他們前面，一個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報月刊》十周年，金庸寫下《「明月」十年共此時》，回憶「明月」初創，「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裡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筆下充滿溫情。此時，《明報》已穩居香港大報地位，明報王國頗具規模，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最終走向離婚。朱玫很能幹，對工作很認真，甚至有點固執，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於是出現了婚外情。 「十元小費」結束了一段曾同患難的婚姻，締結了另一段共富貴的姻緣。
當時《明報》的社址，是設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報館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間餐廳飲杯咖啡，提一提神，鬆弛一下筋骨。這間餐廳就在北角「麗池」附近，金庸每日都會「到此一游」，是餐廳的熟客兼老主顧。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這間餐廳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輕貌美的女侍應趨前，問他是不是金庸，他說是，大家就閑聊了數句。
結賬時，金庸額外給這位女侍應十元小費。這位女侍應當然受寵若驚，因為當時物價，十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女侍應立即截住金庸，要將十元還給他。
女侍應說，金庸是文人，靠寫稿維生，賺錢是相當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費，她一定不會要。金庸聽罷，滿心歡喜，因為想不到這位女侍應年紀輕輕，卻說出這番話來。之後他們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這十元小費，影響力這麼驚人，不但締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緣、另一段婚姻，亦改變了金庸與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據聞，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其後更在跑馬地共築「愛巢」。
朱玫最初還蒙在鼓裡，後來卻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發現丈夫有外遇。金庸習慣每晚返《明報》寫社評，但有段時間卻甚少出現在報館，只是叫一位後生將他寫好的稿送去《明報》編輯部。
朱玫發現此事，就追問這位後生去哪裡取稿。後生見無法隱瞞，便和盤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馬地取稿。於是朱玫叫這名後生帶她去跑馬地，終於發現了這個「秘密」。
當然，這段婚姻亦出現了危機，挽救不了，離婚似乎是最後要走的路。
有傳說指是金庸主動提出離婚，但朱玫也提出兩大離婚條件，才肯答應跟金庸離婚：一是金庸付一筆錢作為補償；二是該女侍應要去扎輸卵管，才可與金庸結婚。
《明報》創刊十周年時，金庸與朱玫等合影
朱玫要這位女侍應扎輸卵管，是為她的孩子著想。因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數名子女，若女侍應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會被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