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查良鏞沒有想到以後的人生將在這裡展開，在這座陌生的城市結婚、生兒育女、寫小說、辦報紙，建立家庭和事業。當時他最明顯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他說話帶著濃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們講不一樣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你不一樣。這欺生的現象在動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緊的，以後就好了」。他與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間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話交談。雖然他學會了廣東話，還是有口音，有人說他說廣東話像說外文。 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談會上見到他，「那是我聽過的廣東話中，最最蹩腳的一種」，「金庸的廣東話，一定要仔細聽，才能聽得懂，否則還以為他在講英文呢」！
一次金庸接受電視訪問，用廣東話回答主持人的問題，電視台播出時同時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問員工：「我講的廣東話，你們聽不懂嗎？」，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來。歐陽碧問他，廣東話、上海話和普通話，除了上海話，更喜歡說哪一種？他爽快地回答：「當然是普通話了。」他的兩任妻子都是說廣東話的，所以他的「家庭語言」是廣東話。
數十年來，金庸已融入香港社會，他的事業也與香港血肉相關。1959年《明報》初創，他就有意辦成一份「粵港報紙」，他的早期社評或新聞標題常會夾雜廣東話，宣傳廣告語也常用一些廣東話。他很重視香港新聞，讀者信箱、生活欄目及馬經版也是為港人而設。他有意學《成報》的定位，希望以香港為家，為港人服務，沒有「客居」香港的心態，與沈寶新始終將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態不大一樣。 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興隆通四海》社評中說，「本報是在香港辦的報紙，是給香港的中國人看的報紙，因此社評的論點，自始至終幫助香港人說話」。《明報》堅持以香港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讀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讀者大多數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聯合國請願，認為香港人沒有公民權，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評《香港自治，無益有害》中指出：「在現在的情況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人權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們以為這一切已經足夠。香港如果目前實行自治，益處極少而害處甚多。」幾天後（3月10日），他在社評《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質》中說：「在香港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唉聲嘆氣，總是希望住在這個小島上的人民經常樂觀，經常勤奮。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中世紀的威尼斯，香港雖小，也盡可成為舉世聞名的工商業都市，以至成為一個文化藝術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發表社評《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國際調查協會年初對東京、馬尼拉、香港、台北、曼谷、新加坡、首爾居民的經濟生活調查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亞洲第三，遠東第二。香港蕞爾小島，絕無自然資源，能有此成績，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發過一篇社評《本港工資亞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評《中共和香港現狀》中說，雖無法統計，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絕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變。內地1965年在香港通過貿易賺到的外匯達三億四千九百萬美元，而全部外貿盈餘只有四億美元，香港保持現狀對內地有利。
此時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風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評《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氣：
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中國人在這裡居住，說中國話，吃中國飯，沒有身在異鄉之苦……極大多數香港居民還是選擇留在這小小四百方里的土地之上。
對於我們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無過於一個安定的環境，任何動蕩都對香港不利。
5月10日，風暴初起，金庸發表社評《住下來了，不想走了！》：「就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外，所以到這裡來，決不是為了什麼革命目標。……但我們終於還是從五湖四海來到這裡，住了下來，不願走了。香港儘管有它一千種不好，一萬種不是，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大多數居民總是希望像現在這樣住下去，居未必很安，業也未必很樂，但比較起來，還是喜歡這樣。」
「住下來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從5月18日起，金庸發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評，判斷中共在目前並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況下，香港對中共有許多利用價值」，從外匯、科技資料、統戰工作等多方面來看，不收回香港的好處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評《英國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國對香港的態度：「你來，我走，你不來，我在這裡。打仗，不打！叩頭，不叩！……中共並不堅持即要收回，英國也不會堅持死守。」金庸深知，對中、英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相比，香港問題實在不重要，「然而對於我們住在香港，別無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這卻是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他在20日發表的《每個香港人的責任》中指出，香港必須保持經濟上的繁榮，必須保持安定，維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見衝突，也要盡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運相同，同舟共濟》中說，香港的命運面臨二十二年來最大的難關，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製造出來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與香港大多數人一樣，大家都不希望這條船沉了。5月23日，他在社評《香港居民在懇求》中說：「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視我們，看我們香港這四百萬人是以自己的愚蠢來毀滅了自己，還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風度來安渡難關。」
5月25日，金庸發表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萬萬人臉上沒有半點笑容，一片大難將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如同經過原子彈轟炸。5月26日他的《豈有他哉？避水火也！》說得更明白，人們到香港來，「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評《1968年元旦展望》中說：「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錢人，其中至少有半數要回來，大嘆：『走遍全世界，還是香港好。』」他們到底喜歡香港什麼？
1971年5月4日的社評《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許作出了回答：「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主要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論在家庭、求學、選擇職業、交友、戀愛、婚姻、居住、行動、言論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沒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決不能說這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個說來，我們在個人生活上所過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基本上說來，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之中。」
香港最寶貴的就是自由。無論評論還是新聞報道、副刊，《明報》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場。金庸愛香港這個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評《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沒有民選的議會，完全談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於是整個社會繁榮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評《我們歌頌「民主」與「自由」》中說：
「民主」和「自由」這個字眼很是空洞，但實在是包含著極寶貴、極可愛的意義。如果這世界上真有什麼值得為之犧牲一切，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東西，那便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那是一句老話，但你越想會越加體會到這六個字所代表的種種寶貴事物。
1967年6月9日「五月風暴」期間，金庸在社評中說，他毫不否認香港政府的缺點，公務人員、警察工作上的缺點，「然而在香港，我們有自由」。1969年7月29日，他的《香港無寶，自由即寶》社評說得很清楚：
我們大家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相信主要的理由，便是由於這裡的的確確是個自由之地。因為自由是如此寶貴，所以任何使自由受到限制的決定或措施，都應極為鄭重地加以考慮。
本港最寶貴的東西，不是工業，不是美麗的風景，不是繁盛的商業，而是充分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制度。
1971年4月17日，他在《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二戰』結束以來，我們享受到令人十分滿意的安定和自由。中間雖然也遭遇過危機，有過動蕩的歲月，但我們的安定和自由並沒有受到基本上的重大損害」。11月27日，「香港節」開始了，他在《是鮮花，是愛，是溫情！》社評中說，香港人在東南亞各地代表著「現代化」「有辦法」「企業精神」「勤奮富裕」，他關心的是這城市目前的面貌是不是能長期地保持下去，事實上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們熱誠地愛這個城市，希望它一天比一天繁榮。或許因為它的前途不穩定，我們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