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無時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報》工作，對新政權的肯定沒有因父親被殺而改變。《三劍樓隨筆》中有《舞蹈雜談》一文，他說，「我國自漢唐以後，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國之風（宋明都是太弱、氣派太小）」。《馬援見漢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頌今之意。
1959年《明報》創刊以後，金庸強調不左不右，絕對中立，但他的社評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批馬寅初人口論等，多持批評立場，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勝天，天定勝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躍進還是大躍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評《馬寅初與中國人口》中說：
人口多少，有關整個國家的國運隆替，是極重要的百年大計。
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長，這件事關係並不很大，但內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人口，卻是一件頭等的大事。
「文革」時期，金庸更是每天關注內地時局，寫下了大量社評，多有尖銳的批評。
1971年以後，金庸對內地政局的看法漸漸有了變化。這年10月，北京進入聯合國，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內地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明報》社評對內地的肯定逐漸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
我們並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認為有些措施大有可資批評之處，但近來它採取對外國政府友好合作的態度，有利於世界和平，有利於中國人民，也有利於本港局面的安定。在這一點上，我們表示讚揚。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評《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說：
自1959年5月20日創辦以來，言論態度始終是一貫的，對中共和台灣，有時客氣些，有時批評得嚴峻些，那決不是我們的立場有什麼改變，而是兩岸的政策有所改變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時期、「文革」之後，本報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們基本上只不過反映了廣大讀者的看法而已。
我們在兩岸政治力量管轄不到的地方，有機會暢所欲言，代表數十萬讀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當政者認為海外這一部分中國人完全是胡說八道，那也盡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國人的意見，說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參考價值。至少我們這數十萬人的意見是發表過了。批評的意見儘管聽來甚為逆耳，儘管其中錯誤可能很多，總是比一味歌功頌德有價值些。
當時，世界著名的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了一部記錄片《中國》，全片充滿漠不關心、毫無興奮的隔膜感，片頭有一句話，這是一個「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國家」。6月5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心情」》說，在近年訪問內地的外國人、外籍華人的遊記或談話中，我們明顯地體會到，他們對於中國的前途，對於中國老百姓的歡樂憂患，幾乎絕無例外地表示了「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心情」。他認為：「最值得重視的是本國人民的意見，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最為關心。其次值得重視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國人的意見，就像我們這些人，我們多多少少總還存著一些希望，將來或許回內地去居住生活，對於中國的一切，懷抱著『憂慮與急迫的感覺』。」「憂慮與急迫」的心情，是從「愛」與「關懷」的感情中產生的。
1950年北上求職失敗後，金庸於1953年去過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園與同學朱幗英、沈德緒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還短期地去過廣東幾次，到過深圳、廣州、佛山、從化、新會等地，最後一次是1962年，其間他一共到過內地八次。
1973年，金庸訪問台灣之後，北望神州，更是鄉愁縈迴：
二十四年過去了，故鄉山水風物依然，人事卻已全非。或許是變得更加好了，或許我們不喜歡這樣的改變，但午夜夢回，總是會有鄉愁罷。這種心情，我們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樣。飄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鄉之思。
但那時，他回內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金庸預料內地局勢將變，發表了《巨大變動，勢不可免》《將有漸變，而非突變》《軍心所向，決定成敗》《各地態度，更趨重要》等一系列社評。
從10月13日起，「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得到證實前後，他接連發表《北京發生的重大事件》《未來變化，仍然很多》等社評。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慶》社評中說：「廿七年來，中國內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變動得到群眾這樣普遍的真誠擁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對此事不喜。」
他在當月20日的社評中為鄧小平鳴不平，說罷免鄧黨的副主席和副總理職位，「是政治局通過的決議，這是不符黨章與憲法的」。1977年7月6日，《明報》報道鄧小平將復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連續發表了《鄧系人物紛任要職》《鄧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評：「鄧小平恢複了黨政軍的七個職務，而聲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隱隱有凌駕於華國鋒之勢。他有才幹，有聲望，在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地方上布滿了親信舊部……」
1978年12月《明報月刊》推出「鄧小平與中國政局」專頁，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鄧小平訪美特輯」。
金庸對內地開始充滿期待。
1980年，他在台灣談到大陸在文藝創作上的趨勢放寬了。「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麼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雲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與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歷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據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至少已經公開承認台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歷史展開新頁》社評中斷言，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標誌著打倒「四人幫」以來的過渡時期正式結束。一個月後，他應邀訪問內地，行程由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國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終於踏上了這片魂牽夢縈的土地。
7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在中共領導人中，金庸最想見的就是鄧。「文革」時，鄧小平被打倒，《明報》的報道、評論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頭條報道鄧受批判：10月22日，報道紅衛兵大字報公開指名要求劉、鄧下台；25日報道劉、鄧被斗達高潮，有小冊子攻擊劉、鄧和彭真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審彭真，意在劉鄧》社評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審只是一種『搞臭』行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審彭真，意在劉鄧。殺雞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塗同志』趕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從劉鄧派。」10月26日「自由談」副刊刊登《我希望劉鄧派獲勝》，這也是他的心愿。
1973年4月13日，《明報》報道鄧小平復出的消息。次日他發表社評《鄧小平又做副總理》。1976年，鄧再次下台，挨批，《明報》大量報道，閱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鄧復出不久，他稱譽鄧，「能幹而剛強，堅韌的性格，當然是不會改的」。鄧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復起，是金庸最仰慕的兩個當世人物之一，當年內地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他曾聽人說，鄧對批判的反應是：「聾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滾水淋。」
金庸很欽佩鄧小平的硬骨頭，認為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俠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單是剛強，當然不夠……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他當面對鄧說：「我一直對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夠見到你，很感榮幸。」這不是虛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內心的真實想法。
因為遲到了幾分鐘，鄧小平已在門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隨鄧從大門走進大廳時，鄧稱讚他的武俠小說：「好得很，我也很愛看，每天都看這麼幾頁！」他回答：「那沒有什麼價值，當作娛樂消遣吧！」鄧說：「講中國人的英雄豪傑，好得很啊！」 在他聽來，即使在鄧隨後的談話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氣。鄧說：「我右耳有點聾，請你坐在我左邊。」坐下之後，鄧說：「對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報》時常有獨特的見解，不過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並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鄧小平只穿著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對他說：「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所以金庸把外衣脫下了。
談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