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明報》以800多萬元按揭買下整幢南康大廈，改名明報大廈。這樓共有十層，屋頂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員工餐廳。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這是《明報》成功的象徵。
墨綠色的明報大廈前，古舊的電車軌上，叮叮噹噹的電車來來往往，對面是一排矮矮的舊唐樓，不遠處是兒童圖書館。在明報員工的印象中，周圍是一片小鎮風情。北角的鬧市隔在步行不過十分鐘的路程之外，鬧市的酒樓，明報員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東潮」等。
明報大廈入口的正門只有一扇門，只能容一個人出入，兩個人都擠不下。進門僅有一個五尺見方的空間，給大家等電梯，與電梯相對有個四尺來高的櫃檯，後面坐著管收發的阿伯。老式的日本電梯每次只能載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員工共用這個電梯，下午兩三點他經常會在這裡等電梯，他會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櫃檯後面的阿伯。電梯來了，人們一擁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裡面。這部電梯經常要檢修，那就只能用大廈後門的運貨電梯了，雖然比較大，但裡面很臟。
金庸的辦公室在七樓，分為兩間，一間是書房，他看書、寫社評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間是會客室，80年代後期新裝修之後，不大的會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輝煌，大紅色和金色相間，很有中國宮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報》在這裡十年，一步步成長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報紙」，70年代正是香港大眾化報紙走俏時，《明報》卻是香港嚴肅報紙的代表。 1975年，金庸說起《明報》與別的報紙不同的地方，「我覺得《明報》是屬於知識分子的報紙，所以我們的內容均朝著這個方面讀者的興趣走」。 《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晚報》相繼問世，《明報》系統在「五月風暴」前後的四年間迅速成長，成為一家有實力的報業集團，不僅雄踞香港、東南亞新聞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遊等領域，逐步發展為一家綜合性的企業集團。
1969年5月20日，在文華酒店的報慶酒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告訴金庸，最近到歐洲、美國出席學術會議，已記不起有多少學者、留學生問起《明報》《明報月刊》。金庸在《明報創刊十周年紀念》一文中欣慰地說：「隨著報份的增加，我們的讀者面也不斷擴大。目前《明報》的讀者幾乎遍及全世界。近年來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國或到外國留學的頗多，其中一部分是《明報》讀者，他們到了外國之後仍舊是《明報》的讀者。」但他表示一點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滿，反而很擔心，怕他們的能力和配備當不起這種種眷顧。
因為《明報》的印刷質量不佳，特別是圖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們向德國訂購了一部柯式捲筒機，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質。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與讀者諸君共同進步》社評里提到，幾個月前，以50萬美金訂購了美國高斯廠的巨型高速柯式輪轉機，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質最高的印報機。
說起《明報》的成功，金庸認為，機器、紙張大家都可以買到，但能否將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適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較注重這方面，其他瑣事、日常的業務等不需要經過他。 《明報》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報紙。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評《友誼的集團，愉快的過程》中回憶，十五年來，最初的校對做了《明報》經理，記者做了總編輯，港聞編輯做了出版部經理，畫廣告樣子的職員做了晚報的經理，打雜的工友做了印刷廠廠長，「我們這群人沒有什麼高深的學歷和資格，大家從很低的職位做起，十五年來始終為《明報》服務」。沈寶新稱之為「兄弟班」。金庸說：「我們的缺點是制度十分不嚴密，迄今為止，還像是一個大家庭式的企業，今後應當儘可能地制度化一些。優點是具備一種愉快的工作氣氛。」被叫作大姐的孫淡寧說：「在辦公室里開心得不得了，比在什麼地方都高興。」
到1979年創刊二十年時，《明報》篇幅增加了八倍，發行量擴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員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報》三十年時，金庸給員工頒贈長期服務獎狀和金牌，獲得廿五年以上獎狀、金牌的除了兩個創辦人，還有潘粵生、汪濟、雷偉坡、戴茂生、葉漢輝、龍國雲、翁榮芝等二十一人，獲二十年以上獎狀、金牌的有黃俊東、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滿五年的員工也分別獲得獎金，向曾任總編輯的潘粵生、梁小中、張續良、王世瑜四人，及連續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簡而清、倪匡、項莊、謝永光分別奉贈金牌一面，另具謝函，專人致送。
在數十年的漫長時光中，金庸不斷地為《明報》物色人才。明報集團容納了許多不同類型、不同經歷、富有個性的重要骨幹，胡菊人、董橋、吳靄儀等都是他請來的，有些人則完全是他從最基層提攜的，王世瑜原是校對，林山木原是資料員。正是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報》的事業。
潘粵生處事總是氣定神閑，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碼比真實年齡年輕十歲，雷偉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稱他「舉重若輕」，卻不滿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為人風趣」。他在報社人緣極好，同事有什麼難題，請他代為提出，往往可以順利解決。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主持《新明日報》，舊同人說起他的為人一直津津樂道。沒有人在他背後說過他的壞話，他也從來沒說過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說：「至少，我從來沒有一言半語。這是三十年的紀錄，真正難得之至。」
金庸與潘粵生
雷偉坡在《明報》編娛樂版時，金庸給他打過六次電話，請他再做採訪部主任，他和五個同事力抗各大報十多二十人的採訪部，勝多負少，有三個月起紙兩萬的紀錄。他自稱「舉輕若重」，事事緊張，龍國雲背後叫他「希治閣」（希區柯克），孫淡寧長期坐在他對面，怕他影響健康，善意勸他：「你這樣緊張幹什麼，『明周』又不是《時代周刊》！」他當時笑笑算了，其實，他心裡在說：「在我心目中，『明周』遠比《時代周刊》重要，《時代周刊》有什麼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編的，它的得失成敗關我什麼事！」他說：「我把『明周』當作自己的事業去辦的，雖然我只是個打工仔。」
1979年底，胡菊人辭職，金庸四處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寫過稿的董橋。當時董橋在香港中文大學有教職，薪資豐厚，不想放棄。金庸答應給予同樣的待遇，請到董橋。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號《編者的話》中介紹，董橋是知名散文家，對中國文學和英國文學都有精到見解，從事編譯多年，並在英國廣播公司擔任節目製作和新聞廣播工作，對世界大勢尤其中國現狀甚為熟悉。「董先生彈得一手好鋼琴，於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各方面有廣泛知識，是倫敦大學博士候選人。他曾為本刊撰稿，和《明報月刊》頗有淵源，由他來擔任總編輯，真是深慶得人。」3月號起就交給董橋編了。
張健波記得，1985年8月，金庸在灣仔海邊一個酒家約他和馮成章等幾個記者吃飯，邀他們加入《明報》，當時他是《信報月刊》執行編輯，說要詳細考慮。沒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聯絡他，問是否考慮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總編輯，上班第一天，查說：「具體編務，由你全權處理。」因1988年5月號刊登了戴晴的《王實味與》上篇，還有編者按語，被有些人指為「反共」，金庸十九個月來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給他看看，不過沒提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刪改，下篇在6月號照常刊出。
王世瑜離開《華人夜報》，加盟《新報》，另辦《新夜報》，與《明報晚報》唱對台戲，還不時在報上大罵朱玫。《新夜報》打開銷路後，1972年，王世瑜又離開《新夜報》，自辦《今夜報》，刊載黃色小說、馬經等，發行量很快超過《新夜報》。接著，《新夜報》停刊，《今夜報》一枝獨秀，成為「小報之王」，賺了不少錢。1983年，他又賣掉報紙，得了70萬元，準備舉家移民美國。金庸對這位「報壇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擔任《明報晚報》總編輯兼總經理，後又兼《財經日報》社長，1986年還任命他為《明報》總編輯，在《明報》史上，一人而兼四個要職，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辦後，金庸一度計畫辦《明虹日報》，任命他為總編輯兼總經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還有一道彩虹，不久卻宣布：「明晚」停止發行，「明虹」暫不出版。王世瑜沒有因「明虹」流產而在專欄中流露出任何不滿，反而經常提到老闆，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飯等。
《明報》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蘇從《明報》創刊就在副刊寫短評。金庸寫稿，每個字都寫得很工整，由於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寫得清楚一點，因此得罪了三蘇。香港作家中字體最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