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下半年，金庸決意創辦《明報月刊》時，《明報》已出版六年，發行和廣告都有了基礎，腳跟站穩了。辦一份獨立、自由的綜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夢想，早在《新晚報》《大公報》當副刊編輯時，他就和劉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過籌劃，只是那時沒有條件。隨著《明報》業務蒸蒸日上，初具經濟實力，他的心思更為迫切了。
在與《大公報》的筆戰中，金庸得到許多海外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決心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辦一本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與分處亞、歐、美洲的數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討了三四年，他們中有大學教授、留學生、作家、新聞工作者，包括姜敬寬、陳完如等人，從定位、內容到欄目、刊名等都有討論。
1965年8月2日，他寫信給大家，計畫取名為《明報月刊》，主要是由《明報》拿錢出來補虧，由《明報》來做編輯、發行工作。他認為，這樣一本比較理想的大型雜誌，每月的虧累數字恐怕相當不小，不能靠朋友們捐助來長期維持，他想以《明報》的人力、物力、組織力來支持，《明報》有排字房、印刷所和發行系統，而且有出雜誌的經驗。除了名稱與《明報》有聯繫外，雜誌的內容完全獨立，不受《明報》編輯部的干預，言論和立場都是獨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明報》提供的只是物質上的支持，雜誌的成敗久暫，完全取決於能否得到海外學人的熱心參加，他只是代表《明報》出錢出力來參與這個計畫。這個計畫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報月刊》辦成「五四時代的北京大學式」「抗戰前後的《大公報》式」的雜誌，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中國文化與民族前途能有積極的貢獻，同時有「溫和可親，富於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經濟上，他希望每月的虧累能逐步減少，以至於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國士大夫」的方式來辦這個雜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事業要長期持續下去，需要有企業化的經營和管理。但也不是純粹的生意經，因為它是「不營利」的，即使貼錢也要辦下去。
經過四個月的籌備，到了11月、12月，金庸積極發稿、選畫、編排、校對、修改，1966年1月初，《明報月刊》創刊號在香港悄然問世，他在「興奮中帶著惶惑不安」，寫下《發刊詞》：
這是一本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編輯方針嚴格遵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們都樂於刊登。對於任何學派、任何信仰的意見，我們都決不偏袒或歧視。本刊可以探討政治理論、研究政治制度、評論各種政策，但我們決不作任何國家、政黨、團體或個人的傳聲筒。我們堅信一個原則：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任何人如對本刊所發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們都樂於刊載他的反對意見。
他想起《明報》副刊「自由談」的編輯信條：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在他看來，有容就是門戶開放，對任何一種意見都不歧視，無欲就是決不企圖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讀者的支持之外，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影響。《明報月刊》以後大致上就是按這個辦刊思路做的，除刊載學術和思想性的文章、有關內地政壇內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因對銷路沒有把握，創刊號只印了兩千份，沒想到銷路出乎意料地好，各處報攤五天內就銷售一空，讀者紛紛到報社求購，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電交馳，要求添補，因為加印彩色圖版費時，需要一周，1月8日《明報》刊出「《明報月刊》道歉及再版啟事」。讀者謝時亭說，連跑了六個報攤才買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後一本，立刻在街上讀了起來。「在此時此地，能出版一本嚴正的大型綜合性雜誌——《明報月刊》，真是難能可貴了。」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關注的原因之一。創刊號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約有上萬冊。
「明月」從創刊號起連載蔣夢麟的回憶錄《西潮》，從第三期開始獨家連載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張在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當時住在香港，回憶錄一經刊出，就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明月」一炮走紅。
「明月」創刊正是「文革」席捲古老中國的前夜，金庸自稱跟「文革」對著干，彭德懷受迫害，「明月」發表文章稱譽彭大將軍，出版《彭德懷集》，記錄他的功績，披露對他攻擊的不公道。北京揪斗吳晗、周信芳，「明月」附贈《海瑞罷官》《謝瑤環》劇本的小冊子。鄧拓、廖沫沙挨整，「明月」發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鄧拓的集子，封面刊登灕江風景畫時還附上鄧拓的詩。更多的時候，「明月」並沒有聲明反對「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壞的中國文化，「明月」都針鋒相對地給予讚揚、肯定，黃胄、黃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們的繪畫為插圖。沈從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與金庸在《明報》為紅線女、周信芳等人執言的社評如《周信芳開始受清算》《為紅線女抱不平》等相呼應，對文化的遭殃表達了無比的悲憤和惋惜。
金庸說，出版「明月」，「不但會累得《明報》垮台，而且會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中辦一本『明月』那樣的雜誌，等於把胸口放在槍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險，當時年少氣盛，幹了就幹了」。多年後回想，他覺得很對不起合作夥伴沈寶新，當時沒有向他詳細分析中間的危險與困難，沒有說明這是「性命交關」的事。雖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乾的事，不會去找沈算賬，但不免拖累《明報》。他一再說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或許不無誇張，他當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決心為中國文化拚命只是一種姿態，但有風險是確實的。
「明月」初創，金庸自任總編輯，助手一開始只有許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編輯兼校對、秘書），後來增加黃俊東、丁望、司馬長風、孫淡寧，王司馬負責版頭畫和標題的美術字，有時封面也是他的畫，印刷、發行和經理工作由沈寶新、戴茂生、陳華生、王陵等人操辦。金庸決心將這份許多人認為絕不可能生存的刊物辦成，當時他家在九龍，特意在港島跑馬地租了一層樓作為編輯部。他把間隔的牆壁都拆掉，連廚房也取消，成為空空蕩蕩的一間大書房，裡面放滿了他喜愛的圖書、畫冊，他整天在這裡查資料、翻圖片、編稿件，「許多歐美出版的，相當精好的圖片歷史書、美術畫冊等，原是適應自己興趣而購下的，沒想到現在辦月刊時派上了用場」。
雖然「明月」一問世即受到部分讀者歡迎，但離金庸的理想還很遠，他說，最初「過的是寂寥的歲月，作者不多，讀者也不算多，在學人之間沒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他到各地舊書店著意搜求有關書刊，那段時間他常去日本，獨自在東京神田町的舊書店中翻找舊書，尋找可以用作插圖的舊圖片，那時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明月」第一年，他廢寢忘食，忙得不亦樂乎，很少回家吃飯，連《明報》的事也很少顧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裡做好飯菜，坐船過海，給他送來，經常沒法照料孩子，那時他們最小的女兒阿訥只有兩歲多。有一天，這個向來文靜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鋼琴上，摔了下來，跌斷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電話，連忙趕回家去，抱了阿訥上醫院，阿訥沒有哭，只是睜著圓圓的大眼睛望著他，他心中卻在想著那一期的「明月」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插圖，而發稿的期限已到了。
這一年金庸負責編輯，規划了「明月」的方針、內容和編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軌道。他每天還要寫《明報》社評和武俠小說，工作量實在太大，他要物色一個總編輯接替自己。胡菊人 就在此時進入他的視線，菊人在「明月」11月號頭條位置發過《詩僧寒山的復活》。當時胡菊人在美國政府在港宣揚美國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編輯部任職，月薪1200元港幣，被視為優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職業穩定，人事簡單，做滿十年可以移民美國，還有退休金。金庸開出月薪2000港元、總編輯、全權負責編務不受過問等優厚條件，誠懇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卻猶豫再三，不是捨不得放棄穩定的工作和優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編這樣一本大型綜合性雜誌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而是當時想利用《今日世界》的優厚條件攢點錢，兩三年後去外國讀個碩士或博士，走教書、學者的道路。菊人把這個心思都對他說了。
金庸聽完，停停當當、清清楚楚地說：「菊人兄，你到外國讀書，準備將來做教授，這種想法當然沒有錯，但你想想，說到盡文化工作者的責任，說到在文化上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就算你在大學裡當一個學院的院長，也未必及得上一個像《明報月刊》這樣的雜誌呀！」這幾句話打動了菊人，比什麼月薪、全權負責都更來得有力，因為說到菊人的心窩裡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還未離開《今日世界》，就開始利用晚上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