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進入杭州《東南日報》，金庸已在報界摸爬滾打過十多年，幾乎熟悉報紙編輯的各個環節。1955年以來，他的武俠小說在《新晚報》《香港商報》連載，受到讀者歡迎。據《香港商報》調查，他的小說有三萬讀者。當時香港盜版成風，他的武俠小說連載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盜印單行本，速度之快讓原定結集出版的三育圖書公司措手不及。就在這時，他和分別多年、正在經營印刷業務的老同學沈寶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議，與其給別人盜印小冊子發行，不如自己來印，自己發行、賺錢。說干就干，他們決定合辦一家刊載武俠小說的十日刊《野馬》。
1938年，他們在麗水碧湖，初中三年級起就是同班同學，金庸是級長，沈寶新喜歡打籃球，是級隊的選手，比他大好幾歲。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的檔案中，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軍訓名單記錄：
沈寶新 秋一年級 十八歲 吳興人
金庸回憶：「我們兩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學，沈寶新先生比我大幾歲，所以當時並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後來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學相見，自然很親熱，以後大家就常來往。」
吳興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學讀的是農業專業，抗戰勝利後，在中國郵政、儲匯局銀行工作，積累了銀行、財務工作的經驗。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廠任職九年。 他說一口江浙口音的廣東話，熟悉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隨和、夠義氣的人」，人際關係好，對朋友重情義，又懂經營管理。1959年初，他們註冊了野馬出版社，準備辦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俠小說為主，從《莊子·逍遙遊》中取「野馬」為刊名。
當年3月，《野馬》籌備期間，他們在九龍尖沙嘴彌敦道的文遜大廈租了一個寫字間，只放得下四張書桌。他們請了《長城畫報》編輯潘粵生擔任編輯。 就在這時，報販建議，與其辦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乾脆辦一份日報，天天出版，更容易賺錢。金庸猶豫了一番，決定辦日報，《野馬》不太像報紙的名稱，仿效《成報》取單字很成功 ，他也想起一個單字的報名，潘粵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說也有聰明之意，經過一番推敲，決定取名《明報》，以「野馬」為副刊（名為「野馬小說」）。關於報名，他後來說：「《明報》的『明』字，取意於『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 他們請書法家、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製片主任王植波題寫的報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並不知道中國報業史上至少有過六個《明報》，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蘇州先後出版過以《明報》為名的報紙。
查傳詩（查良鏞長女）與沈寶新夫婦
《明報》最初由金庸出資三萬港幣，沈寶新出資兩萬港幣。這五萬元三四個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萬元，共出資八萬。《大公報》老同事、廣告部主任郭煒文曾出資一千五百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要郭退股，金庸連本帶利都還給了郭。《明報》從此只有兩個股東，金庸佔八成，沈佔兩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終生難忘的一天，這天《明報》正式創刊。創刊號標明：本港零售港幣一毫，督印人沈寶新。他執筆的發刊詞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
《明報》是一張同人的報紙，也是一張讀者的報紙。
……它是讀者的報紙，因為我們辦報的目的不是要宣傳什麼，也不是為什麼商品做廣告，我們只是希望能辦成一張精緻的、生動的、健康的小小報紙，為那些喜愛精緻、生動、健康事物的人所喜愛。
我們的信條是「公正、善良、活潑、美麗」。我們決心要成為你一個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說說故事、講講笑話，討論一下問題，但有時候，也向你作一些溫文的勸告。
這一年他36歲，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測的創業之路。
《明報》第一天印了8000份，沒有賣完，最低時跌到了6100份，發行了四個月才開始回升。金庸說，出《明報》主要是一種生意上的考慮，當時誰都覺得是一件冒險的事業，舊同事、老朋友在背後人人都說：「小查這次非傾家蕩產不可！」他卻想，反正沒有多少家產，就是「傾家蕩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明報》初時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屬於名副其實的「小報」，頭版刊登社會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會登小說，三版是重頭戲，連載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俠小說，四版是雜文，小品、漫畫等，沒有新聞。他選擇辦這樣一份小報，或許與他初到香港時，發現港人的讀報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氣」有關。《大公報》同事馬廷棟有一天吃飯時說起，有個香港友人說：「貴報雖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條別報沒有的新聞。」馬受寵若驚，忙問什麼新聞，對方說：「那次九龍發現一條一尺多長的蜈蚣，只有貴報上有。」 相隔十一年，也許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讀報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無意地迎合他們。
不久，《明報》遷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寫字樓，晚上做他們編輯部，每天凌晨離開時，都得收拾乾淨。兩個月後，又搬到中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 最早的員工只有三個人，金庸是社長兼總編輯，還是主筆，負責編輯部的工作，沈寶新是經理，負責報紙經營，是營業部唯一的員工，謙稱在報館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機器中的螺絲釘，編輯只有潘粵生。後來請了校對戴茂生和辦公室助理葉雲（原名葉漢輝），詩人何達做過短期的第四版編輯。由於人手不夠，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報》跑過香港新聞，成為《明報》最早的女記者。
辦報畢竟不像寫武俠小說，一份新報紙一無背景，二無雄厚資金，要在報刊林立的香港站穩腳跟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人說，「辦不了多久吧」；有人斷言，「一兩年內一定倒閉啦」！
1959年的香港儘管經濟還算不上繁榮，但報業競爭已夠激烈。單就日報來說，左派除了《大公報》，還有1948年9月創刊的《文匯報》、1952年10月創刊的《香港商報》、1955年創辦的《晶報》（原名《明星日報》，1957年改名）。親國民黨的有1949年創刊的《香港時報》以及老牌的《工商日報》。此外大多數報紙處於中間立場，如1925年6月創刊的《華僑日報》，1938年8月創刊的《星島日報》，1939年5月創刊的《成報》，等等。還有《南華早報》等英文日報，其中也有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之分。背景各異，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辦的報紙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辦8.5家，大部分為中文報紙，但能堅持十年以上的鳳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僅《明報》《新報》《晶報》等寥寥數家。
在報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慮，他離開《大公報》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過濃，他不會走這條路；他對國民黨也沒什麼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選擇。「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6月6日，《明報》出至第十八期，改為出對開大張，頭版改為國際新聞和社評，二版為「銀百合」副刊，三版還是「野馬」小說副刊，四版為香港新聞（從第二十九期起，國際新聞改到第四版，港聞放到頭版，社評有時也刊登在四版）。當天，他在《我們的立場》社評中提出「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不再提「美麗」「活潑」：
我們曾在「發刊詞」中說明，我們擁護「公正與善良」。這五個字，就可以說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地改善。
這是《明報》資料室現存的最早一期《明報》。據說金庸願出資二十萬元高價收購《明報》創刊號，但沒有結果。 倒是電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報》。
為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明報》出版四十多天後，7月1日，在第二版開闢「明報之友」專頁，刊登讀者來信和他們的答覆，並邀請醫生和法律、心理、社會問題方面的專家解答讀者的問題。當天刊出的《致讀者》說，要成為讀者與編者、讀者與讀者之間互相溝通意見、交流情感的園地。
金庸多次表示對左轉後的香港《大公報》的不滿，力圖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自由的空間，從地理上說，這只是一個彈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