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查良鏞進入《大公報》兩個月後，胡政之面對國共戰場上的激烈廝殺，感到前途迷茫，在兩極對峙的夾縫中，堅持中道而行的《大公報》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了。為保存《大公報》的事業，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帶著費彝民、李俠文等骨幹奔赴香港，籌備《大公報》香港版的復刊工作，經過五十天的埋頭苦幹，3月15日正式復刊。胡政之親筆寫下復刊詞，重申《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營業性質」，重申「文章報國」的初衷，「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地鬥爭著，相互激蕩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
他說：「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報》香港版，只是為了應付抗戰的臨時組織，這次復刊卻是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
港版的誕生，是胡政之和《大公報》最後的努力。當時港館急需一名電訊翻譯，原定張契尼，讓他在上海工作兩個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臨產，去不了。楊歷樵徵求蔣定本、張美余、查良鏞三人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時僵住。張美余已結婚，太太、孩子在寧波，香港離得太遠，那隻能單身的查、蔣二人之中去一個了。
查良鏞給海寧的父親和杭州的女友各寫了一信，徵詢意見，父親的回信是：「男兒志在四方，港館初創，正閱歷之機會。」女友的回信說：「既然報館中有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個短時期，我答應的。假使時間很長，我不肯！」他將此意跟楊先生說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時間。楊轉達許君遠，許又轉達王芸生，一一通過，王芸生對他說：「你去半年再說！」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鄉海寧，去了一趟南京，去了兩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報館為他餞行，尹任先為他買好了機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飛。
3月30日，帶著半年就回來的期待，帶著對陌生的香港的種種猜想，查良鏞登上飛往香港的飛機。人生中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他沒有想到此行將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到了香港機場，下飛機時，沒有遇到報館來接他的人，他身上沒有一分港幣，還好同機來的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幣。他搭船過海，到報館報到。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後，他仍清晰地記得這一幕，寫下「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
當天中午，馬廷棟、李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煒文為他接風。他說：「一面送行，一面接風，我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苦。因為如此一來，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別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話總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馬廷棟對他說，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飯，下午睡覺，晚上工作。
香港這座小島，在清道光初年被往來於零丁洋一帶的外國船員稱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灣」或「赤柱」。 1841年，人口不過7450人，全部是漁民。
「英國經過鴉片戰爭而割佔香港……任何中國人在談論國事、關心民族前途之時，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認為是奇恥大辱。」 查良鏞讀小學時就為此流過淚，如今這片土地就在他的腳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滿陌生和新鮮。「香港有許多好處，風景真美，天氣真好。報館中工作雖多，但他們精神很好，另有樂趣。有太太的報館中供給房屋（略出少數租金）。廣東菜好。馬路上五花八門的洋貨多，派克筆絕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郵資是六角港幣，等於國幣四萬八千元，客飯二元八角（相當於二十二萬元），理髮三元（相當於二十四萬元），看一場電影三元五角（相當於二十八萬元）。那時內地通貨膨脹，紙幣正在貶值。查良鏞說平生除看電影外無嗜好，現在除寫信外無義務。但每月一兩百元的收入，已有不勝負擔之苦。他告訴上海的同事，便宜的東西也有，西裝每套約一百七八十元，玻璃絲襪十一二元，固齡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個兩三角，麵包二角，牛乳四角。聽起來便宜，不過換成國幣也很嚇人。
香港的面積不過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時人口已達180萬，典型的「地少人多，競爭激烈」。那時，香港真正繁華的馬路只有兩條——德輔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經濟、文化、生活上都比較落後，城市建設比上海差好遠，甚至連杭州都不如。查良鏞就像從大城市突然來到一個小地方，甚至有到了鄉下的感覺。
但他很快就喜歡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算數，他對他們產生了好感，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無漲價威脅」。「共產黨來時不必逃難。可以學會廣東話，廣東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雙層電車。在街上沒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出門買東西不必背皮包裝鈔票……」
他在《大公報》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樣，國際電訊翻譯兼編輯。到港一個星期，他給《大公園地》寫了一篇《來港前後》，介紹這裡的情況。港版初創，條件艱苦，一切簡陋，辦公室一小間，只有上海報館的資料室那麼大，白天經理部用，晚上編輯部用，「地方狹小，連辦公桌也擺不下」。晚上他譯稿時還要遷移兩次，因為午夜十二點吃稀飯，幾碟榨菜、鹹蛋總要有一個地方擺放。
宿舍在報館後面的山上，堅尼道的贊善里八號，橫街小巷，毫無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過的舊樓，樓高四層，四樓連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動空間。查良鏞住在四樓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點必須起來，因為即使自己不吃中飯，別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飯。60歲的胡政之和他們年輕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雖有一間單人房，一張床以外也僅能容一張書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輕手輕腳經過查良鏞的床邊去盥洗室，其實多數時候查良鏞老早就醒了。
報館中年齡最大的是經濟版編輯謝潤身，人稱「老謝」，最小的是查良鏞，大家都叫他「小查」。因報館人手不足，故沒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輕，一個人在香港，沒有休息天也不要緊。
距查良鏞到港不到一個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發病，膀胱膨脹，小便閉塞，27日，被迫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查良鏞在堅尼道宿舍門口看著胡先生離去……
1948年11月，國共之戰勝負將分，國民黨大勢已去，胡政之纏綿於病榻之上，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在接到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參加新政協的明確信號後，王芸生於11月5日離開台灣，8日抵達香港。兩天後，他在《大公報》港版發表《和平無望》社評，標誌著香港《大公報》的左轉，這張曾經以「四不」方針、「文章報國」立身的民間報從此成了左派報紙。查良鏞在《大公報》工作的近十年間，大多數時光都是作為左派報紙存在的。
查良鏞一生都懷念幾位可敬的老大公報人，對胡政之、許君遠以及手把手教過他的楊歷樵心存感激。他們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新聞事業，是他辦報時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歷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報紙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輩同事許君遠先生都對我有提攜教導之恩。」 他是幸運的，初入報界就遇上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報界前輩。
楊歷樵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日、俄語，中文功底也很紮實，初在南開學校教英文，1927年4月進《大公報》。他最初是英文翻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執筆寫國際問題社評，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擔任《大公報》翻譯主任，被譽為中國報界兩位「翻譯聖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報》上海版復刊，他出任要聞版編輯兼翻譯主任，只知道埋頭實幹、苦幹，為人厚道，和藹可親，熱心扶植年輕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 他對查良鏞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他先是任編輯主任，1949年起任副總編輯，1967年病逝於香港。
許君遠1928年畢業於北大英國文學系，先後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工作，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他和徐鑄成同為相當重要的要聞版編輯。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並主編內刊《大公園地》。
胡政之在1926年開創新記《大公報》的新事業前，做過三年舊《大公報》總編輯，他是中國第一個採訪巴黎和會的記者。從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報》先後27年，還創辦過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終生以新聞為業，被外國報界視為報界巨子。
正是在他們身上，青年查良鏞深深體會到了一個報人的理想、責任。香港《大公報》轉向不久，國民黨政權在內地全面崩潰，江山易主，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