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重慶的天氣酷熱而鬱悶，無線電波傳來驚人的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願意接受盟國《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無論霧都山城，還是上海十里洋場，都陷入不夜的狂歡之中。那一刻，查良鏞正在湘西的農場，未能加入狂歡的人流。在他的家鄉海寧，8月11日清晨，重慶中央電台一遍又一遍地廣播日本政府的請降書已送達盟國的消息。當天，海寧縣政府把這一消息布告全縣民眾，還印發了各種小型宣傳品。下午，國民黨縣政府進駐縣城，袁花區署同時進駐袁花鎮上辦公。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飽受八年戰爭蹂躪，犧牲了無以數計的生命、財產的海寧，全縣城鄉和整個中國一起陷入歡騰之中。
姍姍來遲的勝利消息也抵達了偏僻的湘西。由於農場主一再挽留，直到1946年初夏查良鏞才返回久別的家園。八年抗戰，他從初中到大學一直漂泊異鄉，無家可歸，飽受離亂之苦，並兩次嘗到失學的滋味。戰爭使他永遠失去了母親，《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回到海寧時的感受，寄託了他對母親深入骨髓的思念——
他離家十年，此番重來，見景色依舊，自己幼時在上嬉遊的城牆也毫無變動，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撫弄。
……坐在海塘上望海。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了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見儘是無垠黃沙，此刻重見海波，心胸爽朗，披襟當風，望著大海，兒時舊事，一一湧上心來。眼見天色漸黑，海中白色泡沫都變成模糊一片，將馬匹繫上海塘柳樹，向城西北自己家裡奔去。
日本人終於投降了，歷經戰火蹂躪的大地又恢複了往日的寧靜。他的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昔年的丫鬟顧秀英（月雲）成了他的繼母。
顧秀英11歲那年押給查家，剛來時服侍查良鏞的祖母，長得又黃又瘦，幾年後出落得水靈靈的。她生性溫和誠實，又機靈，與幼年的查良鏞很親近，常帶他到湖邊看白鵝，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樂地奔跑，有時也背著他去上學。他小學畢業前，顧秀英已二十多歲，被母親領回，去上海做了女傭，所以查家最初逃難時她沒有跟著過錢塘江。「徐祿病亡滿三年，查樞卿續弦，小他十七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擔當起撫育幼子的責任。後來，她先後生了良鉞、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從小由母親的贈嫁丫鬟瑞芳撫育帶大，「直到十五歲，是下人中最親近之人」。「……陳家洛十五歲離家，十年之後，相貌神情均已大變……瑞芳神志漸定，依稀在他臉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氣孩子的容貌，突伸雙臂抱住了他，放聲哭了出來。」這依稀就是查良鏞和顧秀英重逢時的情景。
在家鄉小住了不到半個月，與父親、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暫的團聚時光，正趕上弟弟們放暑假，查良鏞常常帶著兩個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鈺不會水，他就讓良鈺趴在他背上，背著良鈺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動作非常好看，他們都很佩服他。他還帶他們去看海寧潮。他弟弟說，他們家那時有三間書房，裡面大都是線裝書。書房裡的書他大都「翻」過，每天晚上等兩個纏著他講故事的弟弟睡著後，他就鑽進書房去看書。
回鄉途中，查良鏞在上海的西書店裡驚喜地買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英文巨著《歷史研究》，當時《歷史研究》還沒有出齊，他買的是前幾卷的節本。他廢寢忘食地讀了四分之一，「頓時猶如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見過、見到過的瑰麗世界，料想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所見所聞亦不過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見解。湯恩比根據豐富的史實得出結論：世界上各個文明之所以能存在，進而興旺發達，都是由於遇到了重大的挑戰而能成功應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讀下去，他心中的一個念頭越是強烈：「我如能受湯恩比（即湯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學生，此後一生即使貧困潦倒、顛沛困苦，甚至最後在街頭倒斃，無人收屍，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當時，比他小十三歲的查良鈺正在袁花鎮龍頭閣小學讀四年級——
小阿哥給家裡來信，說要回鄉探親，要回來住一段日子，然後再離家出外謀職，接到小阿哥的信後，全家人都非常高興，每天都念叨著他的歸期。
幾年沒見，小阿哥歸家後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衣著簡樸，穿的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長衫；一直面帶笑容，對來家探望的人很客氣，但話不多。……家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時，他見了外人講話很慢，還有些口吃。但同我們在一起卻全然變了樣兒。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給我們講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現編現講，可編得天衣無縫，講得引人入勝，常常是講到興頭上，一下子跳起來站在床上，連比畫帶模仿，手舞足蹈，有意思極了。
小阿哥在家裡住了近半個月的時間，我和三哥纏著他講了近半個月的故事。那段日子，是我記事以來最開心、最難忘的，至今回憶起來，我覺得像是在眼前一樣。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後，四年多才見面，這次一走，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小阿哥。我心裡非常難過，站在他面前一個勁兒抹眼淚。小阿哥把我摟進懷裡：「小毛弟，好好讀書，小阿哥會常回來看你的！」
《東南日報》前身為《杭州民國日報》，初創於1927年3月12日，本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機關報，後經過體製革新，成立董事會、監事會，成為公私合營的報紙。1934年4月16日改名《東南日報》，雖不能完全擺脫黨報的色彩，卻以「民間報」自許，在善於經營的社長鬍健中手裡成為一張有影響的報紙。1937年2月1日，《東南日報》新大樓在杭州眾安橋落成，巍巍五層樓，是當年杭州著名的建築。當年11月中旬，杭州淪陷前夕，《東南日報》被迫西遷金華繼續出版。1942年5月金華淪陷前，分兩路後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後在麗水、雲和出版；另一路輾轉到了福建南平，創辦「南平版」。
日本投降，《東南日報》分兩路複員，「雲和版」回杭州繼續出版，「南平版」遷到上海，作為總社，胡健中親自主持，陳向平主編「長春」副刊。杭州本是《東南日報》的發源地，這時卻成了分社。查良鏞在金華版和南平版發表過三篇文章，得到陳向平的賞識。
正是陳向平向杭州《東南日報》總編輯汪遠涵推薦了查良鏞。汪是浙江溫州人，禿頂、圓臉，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畢業於復旦大學，1939年在金華和陳向平一同進《東南日報》，從編輯到編輯主任，一路做到總編輯。
1946年11月20日 ，查良鏞正式進入杭州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說是外勤記者，實際上是負責收聽英語的國際新聞廣播，翻譯、編寫國際新聞稿。為了直接收聽和翻譯「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消息，報館本來安排一位陳先生擔任這個工作，但他不能勝任。正好上海總社介紹查良鏞來杭，同時報館另外請了黃懷仁，故由他二人專事翻譯工作。 汪遠涵記得，查良鏞初來編輯部，報館聽說他的英語水平相當高，就請他負責收聽外國電台如「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的英語廣播，擇其可用的譯出來，偶爾也會選一些英文報上的短文請他移譯備用。他一接手馬上動筆譯好交卷，給汪良好的印象。
那時報館沒有必要的錄音設備，國際新聞稿完全依靠直接收聽並翻譯。在查良鏞之後（1948年）也在《東南日報》做過同一工作的鐘沛璋記得，「報社有間收音室，裡面有一架質量很好的收音機，報社設有專人每天晚上收聽國外電台的外語廣播，作為報紙的新聞來源之一」。一般查良鏞都是晚上八點開始一天的工作，一邊收聽英語廣播，一邊將重要的關鍵詞記下來，然後，憑著記憶將收聽到的新聞翻譯成漢語。同學余兆文來杭州，聽說他的工作是收聽英語廣播並將之譯成中文，感到很吃驚：「外國電台廣播，說話那麼快，又只是說一遍，無法核對，能聽懂，就已經不錯了，你怎麼還能逐字逐句把它們直譯下來？」他解釋說：「一般說來，每段時間，國際上也只有那麼幾件大事，又多是有來龍去脈的，有連續性。必要時，寫下有關的時間、地點、人名、數字，再注意聽聽有什麼新的發展，總是八九不離十，不會有太大差錯。」國際新聞版幾乎天天有「本報×日收紐約（或倫敦、華盛頓等地）廣播」的消息。他的英語基礎比較紮實，中文底子也過硬，記憶力又好，不僅很快適應了這份工作，而且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好評。
查良鏞在《卅三劍客圖》中回憶，初人新聞界時曾寫過一篇六七千字的長文《願》，以真名發表在副刊「筆壘」上，就是將中外文學作品中的願做意中人親近物品的情詩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國詩人雪萊、濟慈、羅塞蒂等人的詩句。「少年時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時憶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風駘蕩、醉人如酒之樂。」
汪遠涵記得他還編過一個副刊「咪咪博士答客問」，在多年的音信隔絕之後，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