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誠與毀滅
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只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眾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
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
後來整整兩年半內發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於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瓏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內。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將「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拋出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製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當寫著這個內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事實的經過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後，從9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牘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在8月份的一次計畫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並沒有寫進文件。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討論聯大發言稿。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將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他們很快到了。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准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別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只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於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複。他隨身帶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於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並無迴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地告訴我凌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刪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我問給冠華髮電報沒有。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繫，也不相信國內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刪去這句話。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刪去沒有。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刪去。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
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黨的核心小組會上群起攻之，根本不聽冠華解釋。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這句話不過是套話，不知為何要刪掉。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報》的報道全文中有這句話。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時冠華在紐約，又是誰把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華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還是無意的疏忽？
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甚至那位口口聲聲是冠華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書里大講特講喬冠華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聯大報告」。後來，在我們上百萬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
然而，我卻總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終於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查對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白紙黑字，那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萬確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英文翻譯也如此。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複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文件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聯合國大門。
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我望著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吒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更難想像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我望著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我仰望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著鐵證如山，又去哪裡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見一見這無可爭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
莫道讒言如海深，
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
淘盡黃沙始到金。
魂已斷、夢相隨
我的這篇文章從初春寫到深秋，回憶的線索越拉越長，越拉越遠。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腦海里浮現，有生有死，有愛有恨！我的筆似乎應該停下來了，否則它可以永遠地寫下去，寫下去……現實生活越來越淡化而過去卻越來越清晰。因為是寫冠華，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歲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東山之巔的冠華。我曾經說過，時光不可能磨去過去的傷痕，但會使記憶埋得更深。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從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戰。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遠時隱時現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幾日，隨手翻看閑書，突然翻到冠華喜愛的蘇東坡的詞，見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是記錄下的一個相愛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間的一對情人的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短松崗。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閘門突然間被這曲東坡詞沖開，很久沒有這般激動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華已不常在夢中出現，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戀，以及隨後的十年天上人間將永遠魂牽夢縈陪伴我終生。我突然間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艱辛。我那兩鬢的白髮也許更透露了我能活過來是多麼不易。於是那一場生與死的搏鬥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靈。
我的一生經歷過三次驚濤駭浪，每一次都險遭滅頂。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幫爪牙」遭批鬥，後又被打成「裡通外國」、「二月逆流派」被半隔離。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殘酷。這兩次打擊都是毀滅性的，足以使我喪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吳璞就是在我們第一場共同災難中無法忍受屈辱和絕望，投進了外語學院後面的運河。然而無論在哪一次，我都從未想到過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氣盛，不甘心步吳璞的後塵，此生就這樣完了。實在沒有活路時，我給毛主席寫了信，求他伸張正義。那一次我不僅活過來了，差不多還是勝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對我的毅力也是無可比擬的艱巨得多的考驗。但我仍未屈服於命運。每當我精疲力竭，再不想爭鬥時，對冠華的思念鼓勵了我。終於，我也挺過來了。想置冠華與我於死地的人並未得逞，反倒自己的處境也不妙了。這倒也是應了陳毅同志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
我差一點挺不過來的是1983年冠華的離去。當他的癌症終於不可抑制時，我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對我的誘惑。
1983年夏天，冠華頸部和肺部轉移的病灶再次複發，而且來勢兇猛。北京醫院的會診表明現代先進的醫療手段已經無法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