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下旬，8341軍宣隊政委張隨之通知我到外交部報到。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因為我的教改任務尚未完成。
我離開外國語學院是毛主席的決定，任何人也無法違抗。這個決定還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見。我在《憶主席》這篇文章中講到，在毛主席同我談完教改之後，他突然轉換話題對我說：「教學改革就這樣辦，你去告訴楊德中同志和周總理，具體事由你們去辦。我還有一個建議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語教改之後就不要呆在學校了。中國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這位女同志蠻不簡單，能說還能寫。你還很有點勇氣，你給我的信我都看了，寫得不錯，有說服力。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報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訴外交部。」我在文中還寫到我當時的感受：我聽了主席的建議後愣在沙發里了！我那時心裡唯一的奢望就是等這場「革命」結束之後回到我的講台上去，外交這個大舞台從未在我腦子裡出現過。但是既然主席說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從。何況我還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這也叫「明日憂來明日愁」吧！所以當張隨之政委通知我時，我知道這一天終於到了。宣布完畢後，他說：「祝賀你參加外交戰線。」但我卻高興不起來，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歲進入這所外國語學院之後，現在第二個十八年又過去了，我從沒有離開過這個校園。這裡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摯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個我完全陌生的領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將是什麼。
這天晚上我難以入睡。朋友們得知這個消息都聚集在我的小屋裡。他們都很不願我離去。惜別之情瀰漫在那小小的土屋裡，很晚了他們才離去。他們有些是從二隊過來的，還要趕夜路回去。他們走後，我的思緒很亂。突然間，我發現自己是那樣脆弱。我很害怕將要進入的那個全新的世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那個世界是陽光普照的樂園還是驚濤駭浪的大海。留戀之情油然而生。不管平時在煩惱時如何抱怨「這外院真不想呆了」！但此刻卻有一股濃濃的惆悵，一種深深的眷戀。回顧這簡陋的小土屋竟想起兩度來沙洋的許多值得回憶的事：
我想到為了教改，我和大家不辭辛勞，夜以繼日，冒著酷暑和嚴寒要趕在招生之前提出方案，編出教材；
我想到在與8341軍宣隊的爭議中，我們是那樣地以赤誠之心對待外語教改事業，不顧個人政治上的安危，據理力爭；
連同那艱苦的日子，此時此刻也變成了甜絲絲的回憶。沙洋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住得簡陋、擁擠，伙食更差，不知為何連蔬菜都常常供應不上。食堂只能煮一種叫「牛皮菜」的植物給大家當菜吃。那「牛皮菜」又粗糙又苦澀，很難下咽，後來我知道那原來是餵豬的飼料。我記得春節時，家裡給我寄來香腸、叉燒肉之類的熟食，那簡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和朋友們聚在一起分享這久違的佳肴。
還有那一次，星期日放假，我們步行半個多小時到附近統戰部的「六分校」去買罐頭肉食。這是離我們最近的另一個幹校，他們有個「小賣部」，居然有午餐肉等罐頭，這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奢侈。記得我們一伙人跑去買了一堆罐頭回來，在我的小屋裡「聚餐」。正在興高采烈時，8341的政委孫澤福在門外叫我。我們當時已經同8341軍宣隊產生矛盾了，所以不想讓他看見我們的「宴席」，可是那小屋子又空空蕩蕩，什麼遮蓋都沒有。情急之下，我把那幾個打開的罐頭匆匆地放在那搖搖晃晃的木架上的洗臉盆里，然後用一塊毛巾蓋住後就去開門。孫澤福見屋裡那麼多人，說：「你們好熱鬧！」接著他用鼻子嗅著屋裡的味道說：「你們這些傢伙在吃好吃的，不叫我！」我們連聲說沒有。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開，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頭。我們大笑說：「你的鼻子真靈！」孫澤福開玩笑說：「我在我屋子裡就聞到了，這裡有香味，所以找來了。」於是，「宴會」繼續進行。我們同孫澤福即使到最後，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誼。
真正要離開了，這點點滴滴的往事全部湧上心頭，就連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憶的往事。風風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闖過來是多麼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國語學院這一塊外國語言耕耘的園地，畢竟留給我太多太多的記憶了……
1953年，我中學畢業。原來是要報考清華水利和建築系的，但是在填寫報考志願前，學校領導找我去說，朝鮮戰爭告訴我們帝國主義還要製造戰爭，因此我們要時刻準備。戰爭需
要外語幹部，所以組織上希望我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這個學校雖然沒有北大、清華的名聲，也不叫「大學」，但它是從延安老區遷來的，是一所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從這一年開始列入北京高等學校招生。
儘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外語，但黨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志願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後來知道，當時的外國語學院是屬「保密」招生範圍。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幹部到全國幾個大城市的一些中學去挑選學生了。所以我們後來參加入學考試其實不過是走一個形式。內部名單早已定了。當時，從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為美國教會辦的貝滿女中）大概一共挑選了五個學生。
報到那天，學校派車子從東華門把北京錄取的學生接到學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還歷歷在目。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被這所被稱之為「高等院校」的簡陋驚呆了。當時的學校設在靠近頤和園的華北革命大學旁邊。那裡沒有北京大學湖光塔影、曲徑通幽的校園，也沒有清華大學各個系配套齊全的教室樓。北京外國語學院設在袁世凱當年的兵營里。那灰色陳舊的二層磚瓦樓里，沒有像樣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個大倉庫。我們被帶到我們的宿舍，那是一間足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間，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牆，裡面放了許多雙層的十分粗糙的木製大架子，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床鋪！我即使對革命的艱苦有所思想準備，但是對這樣一個被稱之為高等學校的校捨實在難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對「上大學」這樣一個嚮往已久的夢想，我難以想像，二十多個大學生怎麼能睡在這大倉庫里？盥洗室就在一進樓門的走廊的左邊。在那長長的屋裡，有好幾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龍頭。這一層樓面的學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個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兩間廁所，就設在盥洗室裡間，一間男一間女，要非常小心才不會開錯那簡易門。
我記得當我們被告知，那大倉庫是我們的宿舍，那木頭大架子是我們的床鋪時，有的上海來的女學生當時就哭起來，哽咽地說上當了，她是來上大學的，怎麼會跑到這種「蹩腳」地方來。
學校可能預見到我們會有思想波動，所以採取了打籃球「人盯人」的辦法，派了許多老同學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講學校的革命傳統。「木已成舟」，我們再不情願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開晚餐時又出了新的問題。我們等待著老同學帶我們去學校的飯廳用餐。但結果是，我們被帶到伙房外面的一塊空地，每個人發給一套碗筷和一個粗麻繩穿的小馬扎。老同學說，學校沒有大飯廳，取了飯就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紮上吃飯。我們這批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大城市，沒有農村來的，而且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比較優裕。我們難以想像一天三頓飯要坐在馬紮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眾人嘩然，說這哪裡是個大學，簡直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麼失望，但後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縈，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之信服。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雲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周珏良、李秉漢……這樣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專家，青年教師的力量恐怕是全國少見的強大陣營，一大批解放初期嚮往革命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的原來上海、南京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在經過「革大」培訓後都被分配到外國語學院任教，其中有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的。幾十年中，他們都是英語系的中堅力量。我們慶幸能在這樣優秀的教師指導下進入西方語言文學的神聖殿堂。
我不知道現在大學生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那時候，我們一個班的同學真是充滿了團結、友愛、奮進的朝氣蓬勃的良好氣氛。生活也充滿情趣。我始終覺得那是個無比光輝的年代，這主要是人們真正嚮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種無私的獻身精神。那時候的年輕一代人似乎心靈都很純潔，沒有那麼多「私心雜念」，也不太計較個人得失。同班女同學中，陳佩冬是我的好友，我們睡上下鋪，我在上面。我們二年級時，李秉漢教授給我們上精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