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愛幻想。那也許是因為我從未體驗過家庭的親情與溫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託到幻想中去了。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讀初中的時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課餘時間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書屋。因為沒有那麼多錢買書，於是就每天下午坐在書店的取書階梯上不花錢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說，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無名氏的。這些書看多了就更豐富了我的幻想。於是，當母親沉湎於麻將桌上，沒有人過問我的時候，我就愛爬著狹小的樓梯，鑽上三樓的平面屋頂，靠坐在一面牆旁，或者看小說，或者就是獃獃地望著藍天白雲任憑自己的感覺倘佯在想像的自由天地間。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鳥群，無憂無慮地飛翔在廣闊天地間；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擺脫這沉悶的家庭，去創造自己的幸福。也許我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演員，因為那時候我著迷般喜愛話劇藝術；也許是個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也許是個鋼琴家，因為我是那樣地渴望能學習鋼琴。我也幻想過我會得到世上最最純潔美好的愛情。
後來，我隨家庭到了北京，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革命的環境。但是我還是好幻想，不過想的是我去朝鮮打仗，即使是犧牲在沙場上，也是壯麗的人生；我激動地念誦過「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我也想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年華；高中畢業報考大學前，我又幻想報考清華水利系，做一個新一代的錢正英；或者是建築系，將來是新中國的梁思成……
我唯獨沒有幻想過的是我會搞外交，也沒有幻想過我會嫁給一個叱吒風雲的外交部長，自己也成了一個「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麼美好，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我會遭厄運，我會被捲入政治的漩渦，險些葬身在別人玩弄的政治遊戲之中。我也沒有想到過婚姻會破裂，沒有想到過刻骨銘心的愛最終變成了生離死別，在我僅僅四十八歲時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處飄零。
我真正感到遺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過的美好的願望幾乎一件都沒有實現，而我沒有想過的事卻都發生了，並且構成了我悲劇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這幻想的破滅，這多災多難的艱難人生似乎都是從那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覺中，這災難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記得是從1963年末開始，我每個周末去毛主席那裡幫他學點英語消遣。到了1964年春節前夕，有一次在學完英語陪主席一起晚餐時，毛主席對我說春節過後，他要巡視南方。他邀請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換當教師，我教他英語，他教我歷史。毛主席要我去買一套《史記》，一路上由他來指導我讀。
我非常興奮！能有毛主席教我讀歷史，這是何等的幸運！回家告訴父親，他也很高興。我立即去書店買了《史記》，等待著春節後主席通知我動身。
沒想到，大約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書來了個電話，說主席決定取消南行計畫了。我好失望！春節後，當我又回去幫主席學英語時，毛主席對我說現在黨內工作忙，沒有時間到外地去了，以後再說。
我那時天真地以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過這一陣，我還有機會陪同他出巡的。我哪裡知道，後來給全中國帶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此時已悄悄地出現在中國高層領導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後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運動就開始了，但主要是在農村。我們都到展覽館去聽了「四清」運動的經驗報告會。後來，學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問毛主席我要不要參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繼續去幫他學英語，我就向學校請假。毛主席說我應當去參加「四清」運動。他說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我應當去經受鍛煉。他說他的英語課可以暫停，等我「四清」回來，他要我向他彙報「四清」中的所見所聞。
不久之後，我同學校的一部分教職工就出發到北京郊區一個農村去參加「四清」了。那時候，我們這些青年教師都是出了小學進中學，出了中學進大學的所謂「三門幹部」。雖然經過了一場可怕的「反右鬥爭」，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園的環境中過著與書本和學生打交道的平靜生活。我們一點不懂得中國農村的情況，更不懂得為什麼農村出了那麼大問題，要我們去搞這場清查。下鄉之前聽的那些經驗報告很是嚇人，似乎農村幹部中「爛掉了」一大片。所以對於下鄉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個年代，黨中央、毛主席指點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問的。
我不記得那是郊區的哪個村子哪個大隊了。但我記得我們到達村子後，就被分配到最窮的農民家去住宿，並且叮囑我們不得接受幹部的邀請去幹部家做客。我們開始了「明察暗訪」、「訪貧問苦」，神神秘秘地搜集著幹部們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賬，據說是農村幹部有嚴重貪污現象，所以要查賬。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村幹部家取賬本。那個幹部非常緊張，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
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覺到我的所作所為和我的判斷竟可能影響到另一個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參加這個「四清」運動，但這意味著逃避鬥爭，幾乎是一種背叛！
後來，可怕的事還是發生了！一個村裡的受審查的幹部跳井自殺了！當時，雖然我已經入黨六七年，但我還不到三十歲，也沒有經歷過什麼風雨。得知這個消息後，我嚇壞了。晚上不敢出門，因為那口井就在離我住的地方不遠。連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總是時隱時現地看見那個跳井幹部的身影。我心裡開始第一次出現了懷疑，懷疑我們這樣背後搜集幹部材料以證實我們假設的這個幹部存在問題的做法是否正確。我也懷疑那種唯有最窮最臟才是最革命的理論。到了村子後，我被分配先後住過兩戶農民的家裡去和他們「紮根串聯」。頭一家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他們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參加農田勞動，因而也特別窮。他們那所謂的家不過是一間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們幾乎不點燈，也幾乎不做任何飯菜。每頓飯都是窩頭加鹹菜。他們那黑屋子的骯髒一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都會覺得胃裡難受。這一對「革命的依靠對象」還多少有點痴呆，我問他們任何問題，他們都獃獃地望著我說不知道。他們也奇怪我這個「城裡的學生」為什麼一定要擠到他們這破屋裡去和他們住在一起，打亂他們的生活。
後來，我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也覺得和他們去「紮根串聯」實在是極為荒唐。領導上決定為我另找一個「串聯對象」。這一次是一對年輕夫婦，住得比較寬敞，有一堆孩子，每兩個之間最多只差兩歲！那個妻子和我年齡相仿，倒是伶牙俐齒，說起村幹部的「嚴重問題」，她可以告訴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聽其他農民說這對夫婦有過小偷小摸的不良行為，受過村幹部批評，他們多少有點乘機泄私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們也不大愛勞動，所以工分少，日子過得比較窮。大概一是他們窮，二是他們十分熱衷於攻擊村幹部，於是他們成了「四清」的依靠對象。不知道他們家的臟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徵。記得有一次午飯剛擺上炕桌，那婦女懷裡抱著的嬰兒就拉稀了，弄得桌邊、炕沿全是稀屎。這女人竟順手拉過一塊尿布，稀里糊塗地胡亂抹了幾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飯。那一次我無論怎樣告誡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資產階級意識，和貧下中農同甘苦，我都無法壓住胃裡的翻騰，我推說胃疼沒有吃午飯。我難以說服自己骯髒和革命是畫等號的。
「四清」回來，我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靜的校園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複了。我不再幻想，因為不知道「四清」之後還會發生什麼事。社會上已經開始不斷地講「階級鬥爭」，上演的戲劇也開始講階級鬥爭。我們精心排演的為紀念莎士比亞誕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奧賽羅》也未能正式公演，因為領導擔心這莎翁的巨作是傳播資產階級思想。
「四清」回來後，我還見過幾次毛主席。他問我在鄉下做了些什麼。我沒有敢對他說我的疑問，所以只能簡單地講點趣聞。後來到了大約五六月份，毛主席對我說：「黨內出了點問題，我要忙了，恐怕沒有時間讀英語了，只好暫停，以後再說。」這時我已隱約感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但究竟是什麼事，它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卻是遠非我這個小知識分子黨員所能想像的。從那時起，我整整六年沒有見到毛主席。
1965年到來時，全國的政治氣氛更為濃厚了。這時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發生了一件造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吳璞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十幾位英語系黨員教師遭受打擊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組到外國語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
這場運動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進行的一次體制改革。外國語學院從原來的雙重領導（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變成單軌歸外交部領導。原來，在雙重領導期間，教學質量是歸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學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