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秋，母親來到了我所工作的這座南方城市。
這是母親第一次來到大城市。此前，她連縣城都沒有去過，她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與家鄉相隔十多里的山下的鄉鎮。那個鄉鎮每隔十天就有一次廟會。母親每隔幾個月，就和同村的嬸子們提著竹籃，去廟會上購買生活用品：肥皂火柴、油鹽醬醋什麼的。每次去山下的鄉鎮趕廟會的時候，母親和嬸子們都像孩子過新年一樣興奮，她們提前幾天就會做好準備，而去「上會」的那一天，都會穿著平時捨不得穿的，一直壓在箱底的洋布衣服。
母親是我們村第一個來到大城市的人，而且是南方的異常繁華的大城市。她是由在縣城蹬三輪車的、見過世面的弟弟送來的。
此前，我給家中郵寄了1000元錢，這些錢足夠母親和弟弟買兩張卧鋪車票。可是，他們捨不得花錢，他們買了兩張綠皮車廂的硬座車票，在悶熱的車廂里搖搖晃晃了三十多個小時，才來到了我生活的這座城市。
這是母親和弟弟第一次坐火車。
我在火車站接到母親的時候，母親和弟弟都穿著厚厚的棉衣，他們在大街上單衣短袖的人群中顯得異常搶眼和臃腫。他們站在出站口的牆邊，驚恐地看著身邊來來往往的人，用膽怯的目光在人群中尋找著我。他們一看到我，臉上的怯懦一下子蕩然無存，拉著我的手用粗笨的家鄉話又說又笑，惹來很多好奇的目光。
他們的腳邊放著兩個蛇皮袋子、兩個帆布提包。那兩個提包是我當初上中學時用來背饃的，已經洗盡了原來的黃色，變成了不灰不白的顏色。我問：「怎麼帶這麼多東西？這麼遠的路，太難拿了。」
母親說：「村裡人知道我要來你這裡，都給你送東西，這都是你叔你嬸的心意，我就都帶上了。」
我拎起蛇皮袋子和提包，感覺每個都沉甸甸的。我問裡面都是些什麼，弟弟說：「有大紅棗、核桃、綠豆、坨坨饃、花生仁、辣椒面、花椒面，還有脆瓜。」
弟弟說，當時脆瓜在我們那個偏遠的山區還沒有上市，這是村裡一個種脆瓜的叔叔專門挑選了幾個熟了的脆瓜，讓帶給我的。脆瓜，在一些地方叫香瓜，最好吃的是一種叫做「小白兔」的脆瓜，用拳頭砸開後，香氣四溢。我知道這個種瓜的叔叔，他種了一輩子瓜，小時候我們偷過他無數次瓜，我們趁著月色潛進瓜地里，摸到大大的圓圓的東西就摘下來，然後，西瓜在前面滾動，我們在後面爬動，一有風吹草動，就趕快停下來，全身貼緊地面，心跳如鼓。那時候偷到的瓜幾乎都沒有成熟，我們到了安全地帶後，將這些半生不熟的西瓜用拳頭砸開，用手抓著瓜瓤吃，吃完後滿手都是黏黏的糖汁……有時候，我們還偷脆瓜，沒有成熟的脆瓜瓜瓤很苦，我們只能啃吃瓜皮……第二天，種瓜叔叔看到瓜皮瓜瓤，總會在村中悲憤地叫罵。
沒想到，多年後，種瓜叔叔把他的頭茬熟瓜給我送來了。
我們先乘地鐵，後坐公交車，我們在公交車上用家鄉話大聲交談著，完全沒有顧及到身邊詫異的目光。家鄉話咬字很重，尾音較長，即使輕聲說話，也像和人吵架一樣。而南方話發音輕柔，鶯鶯燕燕，顯得非常好聽。濃重的西北方言在南方婉轉的語言中，顯得極為另類，就像鳥語林里突然傳來了粗獷的叫聲。
母親對城市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她問我地鐵是什麼，我說，地鐵就是地下跑的火車。母親想了想後，感慨地說：「啊呀，這城裡人就是行，地底下還能跑火車，我回去給村裡人說，他們肯定都不相信。」
母親最感慨的是城市的高樓大廈，還有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車輛。母親站在一幢大樓前面，仰著頭看著，她說：「這樓這麼高，都要踮起腳後跟看，嘎嘎肯定都飛不過去。」家鄉人把喜鵲叫「嘎嘎」。
我說：「城裡就沒有嘎嘎。」
母親疑惑地說：「城裡咋能沒嘎嘎呢？嘎嘎是益鳥，專吃蟲子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母親想了想，似乎想通了，就說：「城裡沒有莊稼，可能就不要嘎嘎。」
我們過馬路的時候，在路邊等候了很長時間，紅燈才轉為了綠燈。母親抓著我的手臂，小心翼翼地邁動著腳步，驚慌不安地看著身邊的汽車。母親說：「這車咋就這麼多？一個挨一個，一眼望不到頭，就像螞蟻一樣。」
我說：「在城市生活，有房子有車子，就算成功了。」
回到我居住的城鄉結合部的那個村莊的時候，母親興奮地說：「今兒個跟著我娃來了一趟大城市，坐了地鐵，還坐了公共汽車，看了洋樓和這麼多的小卧車，這一輩子媽沒白活。」家鄉人把小轎車叫小卧車，還有的人叫屎殼郎，它確實像屎殼郎一樣又矮又小。
母親還驕傲地說：「恐怕在咱整個鄉鎮，媽是第一個坐地鐵的農民。」
我說：「可能是的，這地鐵不是每個城市都有，現在也只在少數幾個大城市才有。」
母親神情嚴肅地說：「我娃在大城市給國家幹事，就要好好乾，把國家的事情一定要當回事，不要叫人家戳脊梁骨。」
我點點頭。以前每次回家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都會叮嚀我「把國家的事好好乾」。
弟弟說：「哥，你以後也在城市買房買車，做個城裡人。」
我嘴上含糊答應著，其實我知道，要在大城市站穩腳跟，談何容易。我居住在城鄉結合部，這裡的每個人都和我一樣，都想在這座南方大都市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們現在都還爬在梯子的第一個台階上，不知道往上還有多少個台階需要攀登。
我的居住環境很簡陋，只有七八平方米的一個小房間，一張床一張桌子就佔據了所有空間。遲刀聽說母親和弟弟要來，他就搬到了私立學校去住，把他的房間讓給了我。
報社聽說母親和弟弟從遙遠的西北來到南方，就將三張演出門票給了我。母親來到這裡的第二天，一家美國交響樂團環球演出，來到了這座城市。
我記得那天晚上，坐在我身邊觀看交響樂演出的母親，眼光一直在盯著台上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面上帶著驚異的神情，她悄悄地對我說：「這些人咋都長成這個樣子？和咱的人一點也不一樣。」
我說：「那是美國人。」
母親問：「美國在哪裡？比咱家還遠？」
我說：「美國在地球那邊，比咱家遠多了。」
母親感慨地說：「這些人也恓惶，跑這麼遠來給咱演出，讓咱看。」
母親和父親一樣，一覺得誰恓惶，就對誰產生了同情。母親覺得這些漂洋過海的老外們很恓惶，日子肯定也過得不好，才給人演出，就像鄉村裡那些只有在紅白喜事上才會演唱的戲子一樣。母親看著這些老外演出的時候，眼睛裡就多了一種憐惜的神情。
那天晚上，給母親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又高又胖的黑人。那個黑人體重足有三百斤，身材像一個圓球，似乎一跌倒就會骨碌碌滾起來。母親說：「這人咋這麼黑，還這麼胖。」母親還說如果這個黑人生在我們村子裡，都沒人能夠養得起。
演出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爭搶著上前和老外合影。我帶著母親也走到了台下，讓母親更清晰地看這些她從來沒有見到過的老外。那個三百斤重的黑人友好地給母親打招呼，並伸出手來。母親也下意識地伸出手去。黑人一握住母親的手掌，就驚叫一聲，趕緊放開。母親的手掌全是老繭，一輩子被農具磨出的老繭，像砂紙一樣粗糙；手指關節處的老繭開裂了，又像刀片一樣鋒利。
老外們都詫異地望著母親，他們奇怪一個人的手掌怎麼會變成這樣。我站在一邊，心中充滿了酸楚和苦澀。
我記得那時候還帶著母親和弟弟一起去看《同一首歌》的演出現場。《同一首歌》是那時候中央電視台最火暴的一個節目。那天演出現場人山人海，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母親可能是所有觀眾中年齡最大的。母親看著無數張激動的面容，聽著山呼海嘯的聲音，她異常驚訝，這些人口中同時喊出的一個個名字母親都沒有聽過，那一個個名字代表著一個個曾經或者正在走紅的歌星，而母親一個都沒有聽過。像母親這樣年齡的農村老人，已經完全被拋棄在了現代文明之外，他們年復一年關心的只是一日三餐和春種秋收，那些霓虹閃爍的場面和霓裳飄飄的畫面，對於他們來說，是完全奢侈和陌生的。
就像觀看美國交響樂團演出後，母親只記住了那個黑人大胖子；多年後，母親向我提起那天夜晚的《同一首歌》演出現場時，她說：「那麼多人，比咱這裡廟會上的人多多了。娃娃們一直都在喊，不知道都在喊些啥。」
母親除了關心那些娃娃，還關心演出票價，一張票就高達680元，讓母親每次提起來就驚訝萬分，「那麼高的票價，怕怕的死呀，還有那麼多人看。城裡人咋來這麼多錢？」
美國交響樂團和《同一首歌》的演出門票母親一直保存了好多年，似乎在母親的眼中，那兩張票就代表著南方大都市的生活，那是一種他們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