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農村每天兩頓飯，早晨十點左右一次，下午四點左右一次。
吃完早飯後，我一個人來到村外的墳地里。墳地距離村口有幾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這裡。父親、根生伯、萬靈伯的墳塋都挨在一起，父親的墳頭上有兩棵小柏樹，那是弟弟從懸崖上移植到這裡的。柏樹的枝葉間掛著星星點點的白雪，荒草在寒風中抖動著，看了讓人心酸。根生伯和萬靈伯的墳頭上都插著花圈，根生伯墳頭上的花圈更新些，而萬靈伯墳頭上的花圈則只剩下了骨架。
現在，他們三個老哥們兒還在一起，互相陪伴著，應該不會孤單了吧。
又開始下雪了，狂風夾著雪粒，打在臉上，異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個人，這裡非常寂靜。天氣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我拿出了紅塔山，一根一根點燃了，一共點燃了三根，分別插在父親、根生伯、萬靈伯的墳頭上。紅塔山，那是他們眼中最好的香煙。有一次，村子裡來了一位當官的，好像是搞調研，給見到的每個農民發了一根紅塔山。根生伯捨不得抽，別在耳朵上，等到發煙的人走遠了，他從耳朵上取下香煙，翻來覆去地看著：「哎呀，這就是人家說的紅塔山？」萬靈伯叼著旱煙鍋子說：「什麼時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紅塔山，那就到共產主義社會了。」
我跪在他們的墳前，任風雪吹打著我。我知道我難得從南方回來一趟，再見到父親他們的時候，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我相信，父親、根生伯、萬靈伯能夠知道我回來了，能夠看到我回來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妹妹和弟弟也來了，也跪在我的身邊。他們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來了墳地，就趕過來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後我和弟弟也哭了，我們在父親的墳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幾乎昏厥。
又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母親來了，母親拉起我們說：「回家吧，你爸爸知道你們現在生活得好，就放心了。你們都甭傷心。」
我們站起身來，父親墳前留下三個跪拜的雪坑。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努力，我時刻告訴自己：我和他們不一樣，一點也不一樣。我的這些同事們絕大多數都來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們小時候沒有受過像我這樣的苦難。他們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車，有屬於自己的物質幸福。而我什麼都沒有，我是拿著二百元錢來到城市的，我是為了省錢跟在公交車的後面一路奔跑著去招聘的，我是喝著別人喝剩的礦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須努力，我必須改變自己的命運，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家庭的命運。
城市富裕家庭和農村貧窮家庭，中間的差距讓人難以想像，簡直要以光年計。三十年前，當「他」的父親穿著嶄新的中山裝走進機關食堂吃飯的時候，「我」的父親背著耱條走在風雪瀰漫的山路上；當「他」吃著零食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動畫片的時候，「我」餓著肚子裁剪水泥包裝袋給自己製作作業本。二十年前，當「他」的父親開著私家車賓士在城市寬敞的馬路上的時候，「我」的父親手持鋤頭在責任田裡揮汗如雨；當「他」帶著女朋友在公園裡卿卿我我的時候，「我」在煤油燈前刻苦攻讀。十年前，當「他」的父親站在自己家的別墅陽台上眺望遠方的時候，「我」的父親因為沒有錢交醫療費而不得不回家養病；當「他」登上飛機去異國留學的時候，「我」因為債台高築而不得不來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這三十年來，「他們」家步步為營，「我們」家一無所有。這三十年來，「他」享受到了人世間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間的一切苦難。現在，「我」要趕上「他」，要讓「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樣，這又談何容易。
然而，我沒有退路，我必須全力以赴，為了我的家庭，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這次回家的時候，我聽到了弟弟深陷傳銷窩點的事情。
弟弟在縣城蹬三輪車，縣城距離家鄉幾十里山路。有一段時間，經常會有一些穿著西裝的男子和穿著套裝的女子坐弟弟的三輪車。他們看起來精神煥發，很像有錢人。男子的頭髮油光可鑒，統一梳向後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臉抹著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們的做派卻一點也不像有錢人。當時，縣城已經有了計程車，在縣城裡跑，不論多遠，都是三元錢，三輪車是一元錢。這些穿西裝的和穿套裝的不坐計程車，而坐三輪車，坐三輪車的時候還要討價：「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剛好有幾毛錢零錢。」
剛開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們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對勁。而且，他們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這些人在幹什麼，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經有一次，弟弟問過一個女人，那個女人說他們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滿了疑竇：在破村子裡能搞成什麼科研？
弟弟在縣城蹬三輪車的時候，住在一戶人家的院子里。那戶人家有幾間舊窯洞，窯頂已經熏黑了，用報紙裱糊著，報紙又脆又黃，上面印著「批林批孔」和「農業學大寨」的內容。為了省錢，弟弟和一個同樣蹬三輪車的人住在一面窯洞里。這個留著小鬍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幾歲。他說他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正在陝西安康討飯，回來後就給他起了這樣一個名字。他出生後，家裡分了責任田，父親再也沒有出去討飯，日子真的過得很安穩，身體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對弟弟說：「我們蹬三輪車能賺幾個錢，我一個同學在賣化妝品，一月就能賺一萬元，前幾天剛剛從香港講學回來。」弟弟問安康的同學在哪裡，安康說就在縣城裡。他也想去賣化妝品，要帶上弟弟一起去。
毫無社會經驗的弟弟動心了，就跟著安康去賣化妝品。剛開始的時候，人家還要培訓他們，給他們上課，就在那個縣城郊外的村子裡，說什麼只要你賣得好，就能一級一級向上升，從普通經理到白銀經理，再到什麼黃金經理、白金經理、鑽石經理，而鑽石經理的財富連美國總統柯林頓都羨慕。弟弟和安康聽得如痴如醉，幻想著以後當了鑽石經理，也讓柯林頓羨慕羨慕，給咱中國人爭口氣。
要在這個化妝品公司賣貨，還有門檻，那就是，每個人進來要先交2000元。那時候的2000元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能夠買一台19寸的彩電，而彩電當時在農村還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兩個人就把吃飯的家當——三輪車賣了。然後又東借西湊，總算有了2000元錢，就屁顛屁顛地給人家送過去了。安康的同學接到錢後，眉開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說他從來不知道一個人會高興成這個樣子。
交了錢後，他們被帶到了縣城裡的一幢樓房裡，他們的行動反而受到了限制。幾個小夥子白天黑夜都跟著他們，不讓他們出門。這些小夥子逼迫他們寫出所有人的電話號碼，然後用房間里的一個固定電話撥打出去。
這個單元房的門窗都被關死了，窗帘一天到晚都拉著，透不進一絲陽光。他們吃喝拉撒都在這個單元房裡，他們與外界徹底隔絕了。
到了現在，弟弟才知道進入了圈套。他們又驚又怕，食不果腹，人家柯林頓才不會羨慕這種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著怎麼脫身。但是，他們不能交談，他們一說話就會遭到那幾個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學進來了。他像個貪官一樣腆著肚子說來看望他們，臉上還掛著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領神會，兩人奔進廚房，一個拿起切菜刀，一個拿起鍋鏟，抵住「貪官」的脖子，讓他把吞下的錢吐出來。
貪官嚇壞了，沒有血色的臉上冷汗直冒。他告饒說，可以放弟弟他們走。
弟弟說：「把錢拿出來。」
貪官說：「錢已經交給了上級，我做不了主。」
弟弟說：「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頭割下來。」弟弟拿著菜刀的手一使勁，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紅印子。
貪官嚇壞了，跪在地上說：「求求你們，別殺我。」然後，他對那幾個打手說：「快讓老闆把錢退了。」
最後的結果是，一個打手出去了，拿來了4000元。弟弟把錢裝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貪官的脖子上，押著貪官來到了樓下。打手們一直跟在後面，想報復。弟弟在樓下的過道上，看到有一輛拉著竹竿的四輪拖拉機停在路邊。弟弟一刀將捆綁竹竿的繩子砍斷了，竹竿嘩啦啦地落下來，擋住了打手們的路。打手們氣急敗壞，跳著腳叫罵。弟弟把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後來，弟弟對我說，他小時候經常聽父親講「關雲長單刀赴會」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關雲長，沒想到《三國演義》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沒有了三輪車，兩人生活無著，就在建築工地上當小工。
弟弟在敘說自己的驚險經歷時，神情平靜，就像在敘說別人的故事。我們一家人聽得膽戰心驚。
弟弟說：「如果當時真的要不到錢，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親擔憂地說：「你把人家殺了，你怎麼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