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座南方縣級市生活過的兩個月，是我從業這十年來最安逸最腐敗的一段生活。
報紙依然沒有改版，剛招聘進來的一批人依然在等待。報社吃住幾乎全免，每月只從工資里扣除很少的一部分錢。這家報社不差錢，財政養著，企業供著，要想登廣告，你也只能選擇這家報紙。記者也沒有任何競爭，因為這是這座縣級市唯一的一種報紙，稿件寫好寫壞，都無所謂，沒有同城媒體的報紙競爭。
兩個主任的生活更是逍遙自在，正主任跟著市委書記，副主任跟著市長，只要書記和市長下鄉下企業檢查工作，兩個主任就屁顛屁顛地跟過去，這一趟下鄉，不但有紅包，而且還有禮品。至於稿件，通訊員早就寫好了，只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登報發表了。
記者們也都分口了，一人跑幾個部門。每天晚上，記者們酒足飯飽後，躺在床上等電話。每個部門也都有一個通訊員，通訊員的工作就是與報社對口的記者聯繫，通訊員電話來了，記者第二天就跟著部門領導去檢查工作。這趟走下來，紅包禮品照樣會有，不過比主任的少些。稿件嘛，自然是通訊員寫，記者署上自己的名字發，月底還能算稿費。
這樣的報社，養活的不是記者，而是一群官僚。
如此舒服的工作能賺錢嗎？能。報社一個參加工作僅僅兩年的記者，不但自己買了一部十幾萬元的車子，還在省城買了一幢房子。當我有一次在辦公室聽到這個消息時，大吃一驚。無數有才華有能力的記者在大城市的大報里辛苦打拚，每月所得僅夠生存；而這些小城市小縣城的不起眼的小報，這些只會抄錄通訊員稿件的所謂記者，收入卻如此豐厚。
那兩個月里，我沒有分口，因為要一直等待報紙改版，等待改版後重新分口。
我們這批新來的沒有紅包和禮品可以拿的記者，只能自己想辦法，自己找題材。這座僅有幾十萬人口的縣級市，實在沒有什麼新聞，每天風平浪靜，日子一如既往，除了狗在大街上遊盪，就是人在牆角里撒尿，這些都不是新聞，然而，除了這些，還能再找到些什麼呢？
有一天午後，我無意見走進了一家老工廠的住宅區里，看到樓房陳舊，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修蓋的筒子樓，陽台上晾曬著衣服，衣服也非常陳舊，有些還打著補丁。兩個小女孩站在樓下的空地上打羽毛球，羽毛球已經破了半邊，應該是別人丟棄的，而她們又撿起來的。她們玩得很開心，大聲笑著，快速奔跑，滿臉汗珠。那種汗涔涔的笑容綻放在午後的陽光下，讓我心中湧起一陣酸楚。
那一刻，我突然誕生了一個想法，我要做一件「善事」。
此後，我就走進了這座小城市裡的那些最貧窮的家庭，把他們的遭遇和生活告訴人們，很快就有了一些捐款。我把捐款送到了這些家庭里，看著孩子們臉上開心的笑容，感到我終於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了。只要能夠幫助別人，就會感到很有意義。
有時候，我會來到文化館。每次去的時候，張館長都非常高興。我們坐在文化館裡的一棵大樹下，身體深陷進兩張躺椅里，躺椅的中間擺放著一個竹茶几，茶几上放著茶壺，茶壺裡泡著普洱茶，有時候是鐵觀音。我們經常這樣躺在躺椅里，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陽光透過密密的樹葉，斑斑點點地灑在我們的身上，樹葉間有蟬聲啼鳴，有一搭沒一搭地聒叫著。在這間幽靜的小院里，時光似乎靜止了。經常地，我們爬起身，突然發現已經到了夜晚。
文化館的生活更為清閑，這裡有兩種人，一種是這個小城市裡的一些文人，寫詩的畫畫的拉二胡的說快板的，有點名氣就能到這裡來。他們拿著國家的工資，搞著自己的「副業」；還有一種人是什麼都不會幹，但是有後台，領導的什麼八大姑六大姨的，待在這裡養老。
張館長以前是詩人，在20世紀80年代的《星星詩刊》上發表了幾首詩歌，成為了這座小城市的名人，便從一家化工廠調到了文化館。張館長來到文化館後再也不寫詩了，也寫不出詩歌了，他開始研究茶藝和養生。普洱茶和花樣翻新的燉湯，把張館長滋潤得鶴髮童顏、仙風道骨，他也變得非常超脫、非常豁達。
這座小城市裡流傳著張館長年輕時候的很多笑話，即使過了幾十年，人們還津津樂道。他們說，年輕時代的張館長留著很長很長的頭髮，面容清瘦，一見到人們，就把右手手掌放在胸脯上，望著天空，用沉悶而憂鬱的語氣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小城人不認識顧城，他們只認識張館長。他們在張館長高深的表情和詩句面前驚訝不已，一致認為這個留著長發的年輕人瘋了。
文化館裡一位老員工說，張館長剛來到文化館的時候，和他住在一個房間。張館長夜晚睡不著覺，突然翻身起來，擦亮火柴，在一張煙盒紙的背面又寫又畫，嘴中還念念有詞。他問：「你幹什麼？」良久，張館長才說：「我在寫詩。」他說：「你拉亮電燈寫啊，桌子上還有稿紙，你這樣寫多方便。」張館長悠悠地說：「眾人皆睡我獨醒，拉亮電燈就沒有靈感了。」
儘管張館長瘋瘋癲癲，讓常人難以理解，但是，張館長是一個絕對的好人。他對人沒有任何壞心眼，獨善其身，與人為善，他在小城的文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有一天，我在張館長這裡聽到了代孕的事情。此前，我將男女之間的那種事情想像得很神聖，將生育想像得更加神聖。我認為這都是在感情堆積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會從量變到質變，發生那種事情，懷孕生孩子。我一直很純潔地這樣認為、這樣理解。
直到認識了代孕媽媽，我才知道懷孕和生育也可以像買衣服一樣，不合身了就扔掉。
文化館其實也是一個是非單位。
文化館裡的這兩種人經常會有矛盾。有才華的看不起有後台的，有後台的更看不起有才華的。在這個小城市裡，有才華的都有些神經質，他們常常會在正說話的時候就唱起來，常常會在正唱的時候又哭起來；他們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明珠暗投，鳳凰落在豬身上，鮮花插在牛屎旁。而有後台的人最他看不起這些落魄的人。有後台的人都趾高氣揚、志得意滿，她們喜歡用鼻子說話，視周圍人如草芥，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又最讓有才華的人受不了。兩種人在這個文化館裡水火不容。
每當這兩種人之間有了矛盾，矛盾反映到了張館長這裡，他總是微笑著說：「淡定，淡定。」
養生學已經讓張館長超然物外，他像得道的老仙一樣寵辱不驚，不論任何人向他反映任何問題，他的神情都很沉穩，一如枯井之水。
有一天，我正和張館長聊天，一個說快板出身的「有才華」的人走過來說：「師範學校里有人貼小廣告，招聘願意代孕的女孩子。」張館長一驚，站了起來，他不再說「淡定」了，他驚訝地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那裡面都是十幾歲的小女孩啊。」張館長在空地上轉了一圈又一圈，他像被關在籠子里的猛獸一樣，焦躁不安，他唉了一聲後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淪喪，綱常不再，妖魔鬼怪紛紛出籠。」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代孕，可我並不了解代孕是怎麼一回事兒。我問：「什麼是代孕啊？」
張館長痛心疾首地說：「此乃違背人倫之事，實為大逆不道，會遭天譴的啊。」他還是沒有給我解釋什麼是代孕，大概覺得我沒有成家，不便說這些。
第二天，我又來到了張館長這裡，坐在樹下繼續喝茶，我向張館長說起了代孕的事情，職業的敏感讓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題材。一個身材魁梧的「有後台」的老女人突然走來了。這個老女人只要來找張館長，必定是來告狀，說那些「有才華」人的種種毛病。其實她來告狀，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只是想把憋在肚子里的話說出來，而且還要說給一個重要的人來聽，這樣，她就心情舒暢了，就身輕如燕了，就鶯歌燕舞了。在這個文化館裡，「有才華」的人和「有後台」的人井水不犯河水，卻又水火不容，誰都看到對方不順眼，誰都是對方眼中的沙子。
這個高大魁梧的老女人，她的丈夫在師範學校里擔任著什麼官職。張館長問：「聽說師範學校里有人貼小廣告，誘惑小女孩代孕？」
老女人不以為然：「這不就是宋庄那個神婆子搞的嘛，神婆子說她這是造福萬代的功德事情。」
我一驚，記住了宋庄。
周末，我先來到了位於這座小城市邊緣地帶的師範學校，在學校的很多面牆上，都能看到「招聘女子代孕，一次10萬」的小廣告。這座學校的學生都來源於初中，他們的年齡都才十幾歲，學生們的臉上還有一層尚未褪去的淡淡的絨毛，稚氣未脫，發育未全。而「代孕公司」卻把主意打在了這些孩子的身上，實在讓人氣憤。
當天下午，我又坐著長途汽車來到了距離市區30多公里的宋庄，我想找到那個神婆子，我想看看傳說中的代孕老闆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神婆子在宋莊家喻戶曉，一個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