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正在路燈下邊看書邊等客，一個50多歲的男子走過來了。他穿著藍色西褲，白色長衫，戴著近視眼鏡，是那個年代最普通的打扮，我猜不出他的身份。
他問我看什麼書，我不好意思地展開封面，那是我幾天前從舊書攤上淘到的一本名叫《蠅王》的長篇小說，是英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戈爾丁的代表作。男子笑著說：「看得懂嗎？」
我說：「以前有過一本，後來弄丟了，這本是才買的舊書。」
男子感到很驚訝，但是他沒有繼續說《蠅王》，他說：「我想去火車站，去不去？」
這裡距離火車站足有五六公里，一般人都會打的的，沒有人會坐三輪車。看到我遲疑，他說：「上火車的時間還早，我想坐著車看看沿路的風景。」
我答應了。直覺告訴我，這個50多歲的面目白凈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坐在三輪車上，他問我是哪裡人，多大了，家中還有些什麼人，我就老老實實地回答了。他聽到我的談話中夾雜著喘息，就說：「別著急，時間還早著呢。你慢慢騎。」
我們沿著江邊寬闊的馬路，慢悠悠地向前行駛，路邊不時有攜手並肩的情侶和跑步的老人。偶爾會有小轎車疾駛而過，捲起的落葉吹打在我們的身上。
他問：「你以前都做過什麼？」
我猶豫了一下，就說了自己這些年的經歷。這些年的經歷一直壓抑在心中，沒有告訴任何一個人。現在，我告訴了這個陌生人，這個不會對我造成任何傷害的陌生人，我突然感到輕鬆了很多。我長出了一口氣，心胸豁然開朗。
他坐在三輪車裡沒有說話，我聽到他在嘆氣，聲音很輕，像飄落了一片枯葉。過了一會兒，他說：「你有什麼聯繫方式？」
我告訴了他我的傳呼號碼。
這段路程我們大約騎了一個小時，來到火車站廣場，他下了三輪車，告訴我說：「這幾天你的傳呼別關機，我會聯繫你的。」
按照路程的長短，他應該給我10元錢，但是他給了50元。我說我沒有錢找你，我只要10元錢。他說不要找了，你太不容易了。
這句話說得我眼淚差點流出來。
我看著他穿過車站廣場，夜晚的火車站旅客稀少，他走進了候車大廳，他站在門口向我揮揮手，然後才走進去。
離開火車站，我一路都在想著，他是誰，他為什麼會說聯繫我。我突然後悔沒有要到他的手機號碼，然而，如果他有手機，他就是有錢人，他會把手機號碼告訴一個陌生的三輪車夫嗎？
那家報社宣布破產了。
那天大家互相通知，一起來到報社，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員將報社的設備拉到卡車上。所謂設備，也就是一些破舊電腦和陳舊辦公桌。工作人員將門封了，封條上的大紅印章異常鮮艷奪目。牆壁上，一張紙片在風中呼啦啦地抖動，上面寫著：「某某，上班遲到，扣50元；某某，版面錯別字，扣50元……」報社在最後階段陷入了瘋狂，越沒有錢，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錢，而沒有錢發，也就無所謂了，愛扣多少就扣多少。這張在風中抖動的紙片，成為我對這張報紙最後的記憶。
卡車拉著報社僅有的家當離開了，這幢大樓也消除了報社的所有印痕。此後，會有別家公司搬進這幢大樓，但後來者可能不會知道這裡曾經是一家報社，這家報社曾有過跌宕起伏和悲歡離合，這幢大樓里曾有一群熱血青年生活過。
沒有人說話，大家的眼中都含著淚花。後來，有人默默離去，有人默默相隨。走到了岔路口，有人提議說：「吃頓飯吧，吃完飯就散了，各奔前程。」大家又默默地來到一家小飯店，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錢掏出來，湊了一百多元，兩張桌子並在一起，炒了幾盤菜，一大盆米飯。這就是我們最後的聚餐。
後來，這張飯桌上的絕大多數人再也沒有見到過，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裡？不知道他們生活還好嗎？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都應該結婚生子了吧，祝願他們家庭幸福，也祝願他們生活都好了起來，不再忍受貧窮。
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一生要經過很多驛站，當你告別前一個驛站的時候，你不知道還會不會回來，還能不能再見到這個驛站的朋友；當你到達下一個驛站的時候，你不知道這個驛站是什麼樣子，又會結交哪些朋友。
人生又是一輛長長的列車，在起點的時候，你會認識很多人，他們和你一起開始這段旅程，而在每一個車站，都會有人下車，你無法知道此生還能不能見到這些下車的人。你也要下車，但是你不知道你會在哪個車站下車，會在城市車站，還是小鎮車站，還是荒山野嶺的小站。你也不會知道是你一個人下車，還是和別人一起下車。
人生充滿了太多的不可預知。人生很殘酷。
聽說那家報社欠了印刷廠上千萬元，還欠了員工幾個月的工資，印刷廠把報社告上了法庭，法庭強制執行，拉走了報社所有財產。
又聽說投資方廣告公司把那幾個月的廣告費都收入了自己腰包，報社宣布破產後，這家廣告公司也人去樓空，負責人攜款潛逃。
而受苦受難的，還是我們這些打工者。
主任問我：「你有什麼打算？」
我說：「我還不知道。」
主任說：「真對不起你，當初不帶你出來多好。」
我說：「沒什麼，人生本來就是起起落落，你不帶我出來，我怎麼會知道南方這樣富裕繁華。」
主任苦笑著：「我要先回家了，老婆一直在家等著。我有了好去處，會通知你。」
我點點頭。我沒有老婆，沒有人等我。我的家在鄉村，家中父親卧病在床，我回家不但幫不上任何忙，而且還會讓父母揪心。我有家，但是我沒法回去。
當天晚上，我騎著三輪車把主任送到了火車站，我們在進站口擁抱著，都哭了。很多人走過我們身邊，都好奇地伸長了脖子，他們不明白兩個大男人為什麼還要抱在一起，還要哭。主任說：「保重，保重。」然後就走進了候車室。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雙腿酸軟，每騎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邊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沒有了依靠。
我只能在南方飄著。我沒有工作，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裡，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但是我不能告訴父母這些，我不能讓父母替我擔心。每次往家打電話，我都會說，我在這裡生活得很好很好，讓父母放心。
幾個月的三輪車夫生活，讓我又黑又瘦，但是身體很結實，胸大肌也突出了，摸在手中硬邦邦的。天氣炎熱的時候，我會光著上身，抽著一元錢一包的劣質香煙，慢悠悠地走過大街；睏倦的時候，我會坐在車上，頭枕著鐵條焊成的欄杆就睡著了；我的嗓門也洪亮了，經常和別的三輪車夫用很粗的話語親切地對罵著；我的雙腳灌滿了力量，會騎著三輪車以最快的速度和別人搶生意。我也習慣了別人的冷淡和嘲弄，別人用髒話罵我，我的心中不起一點波瀾。為了生活，我什麼都能忍受。我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三輪車夫。
只是有時候，心中會泛起一陣苦澀：我的下一步該怎麼辦？該走向哪裡？
有一天黃昏，我剛剛接過三輪車，騎行在大街上，還沒有接到一單活，突然傳呼響了，是一個陌生號碼，我想可能是哪個客戶約我拉東西。自從走上職業化三輪車夫的道路後，我也開始派發名片。
我騎到一個IC電話亭前，撥打電話。
電話撥通了，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騎著三輪車送往火車站的那名男子。我幾乎忘記了他，這麼長時間了，他一直沒有聯繫我，我沒有想到他會在今天呼叫我。
他說，他就在距離省會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個縣級市裡。他問我是否願意來他們那裡，他向這家縣級市的日報推薦了我，報社一名副總編讓我第二天前去面試。
我說，願意。
這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省級報社和縣級報社的差別，我以為全國的報社都是一樣的，我相信憑我的實力，一定能闖出一片天地。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單活，然後就回家了。我睡在那間門口寫著「意志戰勝一切」的房間里，很長時間都難以入睡，我在想著面試會問些什麼問題，我該如何回答。我設想著我就是那家報社的副總編，我會問些什麼呢？我從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貼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這些自己精心寫作的作品，能否給自己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那家縣級市的火車，然後，來到了那家報社。
那家報業有一幢十層樓房，樓下的幾層是他們的辦公室，樓上的幾層租給了安利公司和幾家保險公司。我真沒想到一家縣級報社居然有這樣的實力。在大堂填寫好了資料後，保安將我帶到了三樓的副總編辦公室。
副總編頭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光禿禿的，就像是葫蘆瓢，閃爍著睿智的光芒。副總編頭顱又圓又大，像地球儀一樣壓在細細的脖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