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我跟著長發去辦身份證，長發知道我是民辦教師後，一路上對我很客氣。他說民辦教師都很窮，他們村莊就有幾個，窮得都沒人願意嫁給他。唉，連流氓都看出民辦教師恓惶，為什麼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長發坐著一輛人力三輪車，蹬三輪車的是一個50多歲的人，腰身佝僂，像一個問號。長發一路向我炫耀他對這個世界，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他口若懸河，暢談國家大事。他可能認為，能讓一個教師佩服他的觀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我一路都在聽著，隨聲附和著，他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語說「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實，流氓都喜歡裝作自己有文化，喜歡裝深沉，說話的時候也喜歡文縐縐的，一些人們不會用的書面語言，也會出現在他們的口頭中，讓人覺得莫名其妙。長發還喜歡在說話時夾雜一些成語，而這些成語要麼使用不恰當，要麼錯字連篇。他說：「美國打伊拉克，簡直是囫圇吞棗。伊拉克『臘』手不及。」他把囫圇吞棗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說成了「臘」手不及。
我向長發講起了我小時候的生活，真實的生活。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吃過一次飽飯，那時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夠吃一碗涼粉，因為那時候的我認為涼粉是這個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趕集的時候，經過涼粉攤，我都會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實那時候一碗涼粉也就兩毛錢，可是父母捨不得給我兩毛錢，因為兩毛錢還能買到一斤鹽，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時候的食鹽和醋都是散裝的。食鹽像岩石一樣顆粒巨大堅硬無比，需要用榔頭才能砸開；醋是本地的一個老人用柿子自己釀造的，醋的上面經常會漂浮著一層白色的凝固物，有時候還會有幾隻被酸死的昆蟲。上初中的時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日下午背著一周的乾糧來到學校。我每天只能吃一個玉米面窩窩頭，其餘就用紅薯充饑。冬天的時候，玉米面窩窩頭非常堅硬，都能把狗砸死，窩窩頭的表面結著一層冰凌，一咬，就留下幾個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麼小蒜、薺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來沒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來，回家後，母親用開水把這些野菜燙熟，撒上鹽，拌上醋，裝在一個罐頭瓶子里，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個罐頭瓶子也不知道是從哪裡得來的，我初中三年一直用著……
長發也說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說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民辦老師，對他很好，天冷的時候，還會讓他睡在自己生著土爐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時候他不喜歡學習，喜歡打架，總是惹那個老師生氣。後來那個老師患病死了，他一直覺得很愧疚。初中的時候，他的父親總是受到村長的欺負。有一次，他叫上幾個哥們，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長回家的時候，他們用石頭一頓猛砸，把村長砸得住院了。後來，村長知道是他乾的，但是不敢找他的碴兒，因為這時候他已經有了一幫子弟兄，都喜歡打架……
長發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觸到的最可愛的流氓。
路上，我們還遇到了幾輛拉著血奴賣血歸來的車輛，長發說，這些都是別處的賣血人。這裡有多少血奴，連他都不知道，「少說也有幾千吧。這是我們這裡的致富之道、發財之路。」
中午的時候，人力三輪車將我和長發拉到了我上次來到的那個賣血的地點，賣血點的周圍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長發說：「這裡每天都是這樣，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麼幾個女子，一天給出去的錢就有好幾萬，你說他們能有多少錢？」長發羨慕地說。
距離血站幾十米遠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濃密的樹蔭下。商店的貨架上放著幾瓶可口可樂和雪碧，還有幾包速食麵，外包裝上蒙著一層塵土。商店有一個玻璃櫃檯，裡面放著幾個作業本，邊角都已經卷了起來，顯然放置了很長時間。作業本的旁邊是幾個煙盒，長時間的風吹日晒，讓煙盒的顏色變淡變白，不知道裡面有沒有香煙。和幾乎所有鄉間小店一樣，這間商店經營各種日常用品，每種商品卻都只有少數陳舊的幾件。
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車站的那些商店一樣，它們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這些商品只是一個幌子，只是為了掩人耳目，它們有另外的見不得人的生意。
這家商店辦理各種證件。長發說，老闆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頭只有兩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從做了辦證的生意後，徹底發財了，整天穿西裝打領帶，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港商，「癩蛤蟆上大街，冒充綠色小吉普。」長發嘲弄地說。
我跟著長發走進這家商店，老闆顯然認識長發，他抽出一根香煙，討好似地給他點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後又把香煙放進口袋裡。長發從老闆的口袋裡掏出香煙，抽出一根遞給我，說：「你他媽的也太吝嗇了，生意來了，一根煙也捨不得發。」老闆點頭哈腰地說：「抽啊，抽啊。」
老闆有四十多歲，滿臉都寫著油滑和姦詐，他前一秒鐘還在笑著，後一秒鐘就會拉下臉來，笑容像風一樣突然消散了，你只能聽到他在說什麼，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齡一樣，讓人無法猜透。他穿著一條黃色軍褲，黑色皮鞋，上面穿著一件大紅毛衣，毛衣的下擺塞進褲腰裡，用皮帶紮緊，毛衣的外面還打著一條花花綠綠的領帶，領帶的外面是一件蒼青色的西裝。正像長發說的，老闆果然發財了，果然喜歡穿西裝。
辦理身份證前，先要去照相。三輪車又拉著我和長發來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鎮上。在一家照相館裡，照完相後，又等了兩個小時，我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後，三輪車拉著我們回到了商店裡。
老闆說：「最少要交六張照片，辦六個身份證。」
我問：「身份證怎麼辦這麼多？一張不就夠了？」
老闆說：「一張怎麼能夠呢？人家一般都是辦十幾張身份證，每次賣血的時候拿一個，這樣就不會被人發現。」
長發也在旁邊說：「老闆說得對，大家都是這樣。你必須最少辦六張。」
老闆拿出一張紙，讓我把所要辦理身份證的地址和姓名寫上去。我拿著圓珠筆，猶豫著，不知道該怎麼寫。老闆一把搶過了圓珠筆：「這有什麼難寫的？」他在紙上一下子就寫出了六個名字，張明強、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後，又在每個名字後面填寫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個不同的詳細地址。「我辦的證多了，全國各地的地址提筆就寫。」他得意地說。
這樣，我照了一張照片，洗成了六張，就變成了六個人，出生在全國各地不同的地方，叫著六個不同的名字。
下午，六張身份證辦好了。每張身份證上都是同樣的一張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證號碼也不同。我捧著這些身份證，驚訝萬分。
三輪車將我們拉到居住地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遠山近水，靜默無語，樹影疏淡，炊煙裊裊，高高的天空中，有幾隻鳥的翅翼無聲划過，這一切看起來就像一幅水墨畫一樣美麗，然而，沒有人知道這裡掩藏的血腥罪惡。
我回到房間，看到同寢室的四個人都在。他們剛剛吃過晚飯，正百無聊賴地坐在地鋪上，有的用手指摳著腳趾甲；有的無神地望著門外；有的用手掌在乾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會掉下一層泥垢；還有一個和我床鋪挨著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他好像有心事。
我剛在自己的鋪位上坐穩，血頭肉瘤就走過來了。他站在門口，他不屑走進這間散發著異味的房間，他指著我說：「89號，明天你上班。」說完，他就離開了。我的編號是89號。在這裡，血頭稱呼每個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編號或者外號，就像囚犯一樣。
摳腳趾甲的停止了動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個勺子的形狀，他問我：「你是什麼血型？」
我說：「O型。」
勺子說：「我也是O型，明天一塊兒去。」
勺子說：「我一月要賣血十幾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證。」他挽起胳膊，讓我看他兩條手臂上的針眼。手臂上，針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層紗布。
我問：「你隔一天就去賣血，護士難道認不出來你？」
勺子輕蔑地垂下嘴巴，嘲笑著我說：「你真是一個書獃子，誰管誰呀？只要你願意賣，他們巴不得買。400毫升血只給我們200塊錢，你知道他們賣給受傷需要輸血的人，會要多少錢啊？一倍還不止！」
我說：「即然這樣，還辦什麼假身份證？浪費我們的錢。」
搓著身體的那個人接過話來說：「身份證是聾子的耳朵，樣子貨。」害怕我聽不懂，他又說：「血站的人總得給上面一個交代，要檢查的時候，看到這個身份證的人一月只賣了一次血，他們也說得過去。」
望著門外的那個人一直一言不發，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聾啞人。每當需要他賣血的時候，血頭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馬上就明白了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