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了，睡夢中回到了家鄉，家鄉漫山遍野都開滿了鮮花，很多汽車，拉著各種各樣的食品：罐頭、水果、饅頭，還有一扇一扇的豬肉，拉進了村子裡。父親病好了，他和很多鄉親看著這滿車滿車的食品，開心地笑著……
突然，樓梯里響起了叫罵聲，聲音威嚴而急切：「他媽的，起來，都給老子起來，到樓下集合上車。」我從夢中醒來，睜開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還沒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處，是在那個開遍鮮花的家鄉，還是在報社的集體宿舍里？有人走進來了，一把揭開了我身上的被子：「媽的，快點兒下去！」
我側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個人鋥亮的頭皮，熠熠閃光。他是光頭。
天還沒有完全亮，窗外微風吹過，樹葉窸窣，像春蠶咀嚼桑葉，又像千軍萬馬銜枚疾走，房間里的一切都顯得影影綽綽。我摸索著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樓梯，一樓的那幾隻惡犬看不到了，不知被關在了哪裡。
剛走出那幢大樓，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腳，光頭站在後面罵道：「這麼慢，騎上豬了？」
我不敢吭聲，跟著人群來到了一棵大樹下。大樹下停著一輛大卡車，卡車上已經有了十幾個人，都站立著，他們很安靜，一句話也不說。
我登上卡車，卡車啟動了，引擎聲異常巨大，轟轟隆隆，像要去打土豪分田地。遠處，是安靜的村莊，有幾聲雞鳴驀地響起，又戛然而止，像被突然凍住了。東邊的天際露出了魚肚白，估計現在才凌晨四點。這輛卡車，拉著這一車人，要去哪裡？
卡車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來。
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貼著雪白的瓷磚，窗上安著玻璃，和那些農村的房屋沒有什麼區別。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邊上的一間平房門口掛著「某某血站」的牌子，我問了身邊一個人，他說，某某就是這個鎮的名字。這些血液在這裡抽取好後，會被送到縣城的血液中心。
這時候，天空才剛剛放晴，一片一片的白雲像輕紗一樣飄蕩在瓦藍瓦藍的天空，遠處的山峰和樹林縹緲而模糊，有人趕著水牛走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像一張剪紙，顯得很不真實。這種場景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的生活，心中湧起一層淡淡的辛酸和苦澀。而身邊這些臉色或蠟黃或黧黑的人，這些頭髮雜亂鬍子拉碴的人，和我家鄉的鄉親們也毫無二致，儘管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夠看出來他們都來自農村。不是來自農村，誰會來到這裡賣血？
這個時候，城市裡的大多數人還沒有起床，公園裡剛剛出現晨練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潔工剛剛清掃完畢，正把掃把放進推車裡，早班公交車剛剛駛上街巷——城市還沒有從沉睡中醒來，然而，在這個偏遠閉塞的血站周圍，已經聚集了幾百人。人群鬧嚷嚷地，擁擠著，推搡著，用沒有來得及刷牙的嘴巴低聲說著，血頭憤怒的聲音大聲罵著……這裡就像一座鄉間集市。
奇怪的是，這群人中還有女子，她們夾雜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黃的油菜花夾雜在綠油油的麥苗中，顯得特別搶眼。她們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還是20歲左右的姑娘，在這數百人的人群中，她們大約有將近一半。
這些人就是我以前聽說過的血奴。
幾分鐘後，我看到幾個男人拿著竹竿從那一排平房裡走出來了，走向鬧哄哄的人群，他們揮舞著竹竿驅趕著這些血奴，就像驅趕著羊群。血奴們躲避著頭頂上的竹竿，擁擠著，推搡著，最外圍的血奴一邊驚恐地看著竹竿，一邊斜著身子向人群里鑽。很快地，人群變成了長長的幾行，像長蛇一樣扭動著身體，從平房門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邊。
我夾雜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動，我的前面是杜斌，後面是同屋的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腳臭味、口臭味，和各種說不出來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氣味，讓人噁心欲嘔，讓人頭皮發漲。太陽升起來了，照耀著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照耀著一堆陳舊破爛的衣裳，照耀著一雙雙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懶腰，有人流眼淚，有人乾脆坐在了地上，坐著向前挪動。太陽隱進了雲層里，風從不知道什麼地方吹來，涼涼的，夾著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爛魚死蝦的氣味，不一會兒，天空變暗，落下了雨滴，雨點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塵噗噗直響。有人把衣服脫下來，頂在頭頂上，有人把飯盒舉起來，擋在頭頂上，還有人弓下腰去，給了天空一個倔犟的脊背。後面的人說：「快點快點，」前面的人說：「快了快了。」其實，距離平房還有幾米幾十米。平房裡，幾個穿著白大褂的人，正在給血奴們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願意不願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發，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膠帶綁著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幾下，受到刺激而顯得激動的血管就會凸現出來，一針扎進去，黑紅色的血液就歡天喜地地流出來，流進一個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亂。難道就這樣讓他們抽我的血，就這樣看著針管扎進我的身體里，那個針頭乾淨嗎？它所扎過的人中，有艾滋病病人嗎？或者有別的血液疾病的人嗎？可是，現在排隊排到了這裡，我又能用什麼借口走開。
我終於排到了平房裡，終於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證，身份證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麼強，他的身份證後面還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大大的「O」，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為什麼要貼這張紙，後來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臉上沒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還有些興奮，他站起來，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來。」白大褂說，她的眼中含著輕蔑。
「拿什麼？」我問。
「身、份、證。」她態度生硬，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像石塊，狠狠地砸在我的頭上。她高高在上，她有著極度的優越感，她斜睨著我，像斜睨著一個髒兮兮的乞丐。
「沒有。」我只好說實話。此前，我把身份證藏在報社辦公桌的抽斗里。暗訪的人怎麼能帶身份證？
「他媽的沒有身份證跑來幹什麼？」坐在白大褂旁邊一個男子罵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發，他眼珠蠟黃，眼光陰鷙，像老鷹的眼睛，他長著一張瘦長的臉，面容也像老鷹一樣，讓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領口，將我拉到了門外，對著門外的人喊道：「這誰的人？這誰的人？」
光頭急急忙忙跑過來了，眼神恐慌。老鷹把我一把推給光頭：「辦身份證去！」然後自己又走進平房裡。
光頭看著我，惱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腳：「媽的，沒身份證跑來幹什麼？」
我一言不發地走到了一邊。此前沒有人告訴我說，賣血還需要身份證。
賣血和獻血一樣，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確切來源。義務獻血需要提供身份證號碼，而賣血則需要提供身份證。否則，血站是不會接受來歷不明的血液，因為來歷不明的血液太危險。
那時候，人們剛剛知道了艾滋病，知道了這種致命疾病的來源和傳播途徑，而血液傳播是最重要的一條途徑。
我曾經多次獻過血，在城市中心的獻血車上，每次獻血前，護士都會問：「這半年內還有沒有獻血過？」在得到否定的答覆後，她們才會抽血。按照相關規定，半年內只能獻血或者賣血一次。這也是人體造血功能決定的。
然而，在這裡，為了多賣血，每一個血奴都有好幾個身份證。杜斌的眾多身份證上，只有一個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廣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這裡的人都沒有名字，只有編號，就像囚犯一樣。血頭呼叫你的時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編號。有的編號還有外號，而外號也是血頭喜歡呼叫的代號。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紅鼻子」，來自湖北的年齡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羅圈的就叫「羅圈腿」……我的代號是26，表示我是第26個進入這幢三層樓房的。這裡也有26個血奴居住。
那天午後，血奴們賣完血後，卡車又拉著他們回到了三層樓房裡。他們爭先恐後地來到廚房，大口大口地吞吃著白菜蘿蔔，喝著像洗鍋水一樣的黑色菜湯，然後就滿意地躺在了床板上。這趟賣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頭和血霸的20％，他們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頭，血頭的上方是血霸。那個呵斥光頭的就是血霸。一個血頭下面有幾十名血奴，一個血霸下面也有好幾個血頭。血頭都是當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則是手眼通天，黑白兩道都玩得轉的人。
血奴們都很感激血霸和血頭，因為他們讓他有了賺錢的機會。然而，他們不知道，血霸和血頭依靠他們賣血，賺得比他們多得多。
一個血奴賣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給了血頭血霸。一個血頭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們每賣一次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