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準備來南方闖蕩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電話。妹妹在電話中說，父親的病又發作了。
就是在農民負擔最重的那幾年，也是在醫療費用高漲的那幾年，父親染上了疾病。
我在縣城工作，縣城距離家鄉有幾十里路，要坐一個多小時的班車，下了班車後還要走一個小時的山路，所以我平時很少回家，不想走那麼遠的山路，更捨不得花費那幾元錢的車票錢。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幾個月後，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親的背上隆起了一個大包。我問父親怎麼了？父親平靜地說：「沒事沒事，不就是長了一個疙瘩。」我又問母親，母親說，父親背上的疙瘩已經長了好幾個月了，她一直勸父親去醫院，可是父親捨不得花錢，就一直拖著不去，最近這一個月長得很快。
我預感到不好，就強拉著父親去醫院，父親還是不去。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家中僅有幾十元錢，還要等著交電費，買食鹽。父親也預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比較嚴重，可能要花費很多錢。而那時候的醫院，正是醫生大肆收紅包，亂開處方，亂收費，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將父親拉進醫院裡，醫生檢查後說是癌症。如果立即做手續，也許還有救。
父親躺在醫院的病房裡。我奔走在縣城的大街上，向每一個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錢。我向別人說著父親的病情。但是，那時候的人們也都沒有多少錢，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幾百元。我現在還能記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樓的台階上，傷心得號啕大哭。後來哭累了，又搖搖晃晃地站起身，去醫院看望父親。
後來，在一位朋友的擔保下，我去銀行借了幾萬元，才讓父親順利地做完了手術。
手術結束後，我以為父親身體徹底恢複了，沒想到，現在又舊病複發了。
妹妹帶著父親來到了省城。那時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間非常狹小的房間里，房間里僅僅放著的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桌子就佔據了大半個空間。每天晚上，我會趴在這張桌子上寫稿件、寫小說，累了就躺在床上睡個囫圇覺。我身上背著幾萬元的欠債，幾萬元的欠債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必須拚命工作。
父親和妹妹來後，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過道上。父親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鋪張報紙，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沒有見，父親瘦了很多，雙頰塌陷，原來非常強壯的身體，現在瘦成了一把骨頭，看著讓人心疼。父親那天晚上一直沒有睡著，我也沒有睡著，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很香。我看著床上瘦小的父親，眼淚一直在流。父親每隔一會兒就會翻身，長長地吐一口氣，癌症病人都會非常疼痛。父親害怕我擔心他的身體，一直咬牙忍受著刺骨的疼痛，一聲也不吭。
天亮後，我們走在通往醫院的街道上，父親一直用左手扳著右肩胛骨，腮幫子高高地鼓起。我問父親怎麼了，父親說：「沒事沒事。」我明白，父親一路都在咬牙忍受著鑽心的疼痛。
來到醫院，醫生檢查後，避開父親對我說：「已經到了癌症晚期，癌細胞已經擴散了。」醫生還建議住院化療，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經晚了。再說，化療需要幾萬幾十萬，而我一個小記者，當時每月僅有一兩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親、妹妹走出醫院，來到了大街上一間照相館裡。此前，因為沒有錢，我們從來沒有照過全家福，現在，終於能夠在一起照張照片，可還是不完整，母親和弟弟都沒有在。後來，全家沒有再在一起照過相片，這讓我終生遺憾。
從照相館走出來，我帶著父親走進飯館，父親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去，說回家做飯，花這麼多錢幹什麼。我有些生氣地把父親推進飯店，三個人吃了三碗炒麵。父親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一次進飯館吃飯。
也就是在這家醫院裡，我第一次聽說了「血奴」，見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著父親在醫院檢查身體，醫院裡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張長椅上，無意中聽到了身邊兩個人的對話。他們在談論自己的身體，說最近一段時間身體狀況很差，連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這樣的。接著，他們說起了賣血的事情，聽他們說一月要賣十幾次血，賣血太多了，身體就垮了。聽到這些對話，我感到很震驚，扭頭看過去，看到他們兩個都非常消瘦，臉色蠟黃。
我想起了幾天前接到的一個線索，報料人在距離省城幾百里之外的一個鄉村，他說他們那裡整村人都在賣血，很多人以此為生。還有人承包了長途汽車，拉著一車人去周圍的省市去賣血。我把這條線索彙報給了老總，老總認為題材太過敏感，放棄了。
現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邊。
我藉機和他們攀談，想了解更多的情況。儘管這個題材老總不讓報道，但是我還是想了解這一群人特殊的不為我們所知的生活，這種特殊的「職業」讓我很詫異。然而，他們很敏感，防範心理很強，他們聽到我的問話，便閉口不言，匆匆離去了。
血奴，這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為什麼要依靠賣血生活？這樣做，是不是在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還是在那家醫院裡，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醫托兒。
我們正徘徊在醫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該去哪一個科室。醫院裡沒有癌症科室，也沒有腫瘤科室。我先掛了內科的號，然後帶著父親去了醫生辦公室。我現在都能記得那名醫生的長相，年齡在50多歲，戴著眼鏡，皮膚白皙，看起來醫術很高明。他勸我們去另外一家醫院，說那家醫院能夠治癒骨肉瘤，而且收費比他工作的這家正規醫院便宜。接著，他打電話叫來了一名女子，女子帶著我們七拐八拐，來到了小巷盡頭一間房屋裡，房屋很小，靠牆的位置擺著一個書架，上面擺放著幾瓶西藥。
女子從每個藥瓶里取出幾粒葯，包好，然後說「一共5200元。」父親當時就感到很奇怪，大醫院不接診，為什麼讓小醫院治療？幾小包西藥，為什麼就要這麼高的價格？父親不願買葯，拉著我出來了。
我們來到那家正規醫院的門口，看到很多男女在遊盪，眼睛像賊一樣在每個路人的身上瞄來瞄去，一發現目標，就貼上去，介紹說：「我以前也有你這樣的病，我是在某某醫院治療的。」
這就是所謂的醫托兒。
送父親回到家，看著家中破敗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幾件農具，我很傷心。這間陳舊的房屋，和那幾件不值錢的農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積攢的所有家產。農民真窮啊！
父親身染重疾，母親腿腳不靈便。母親小時候家裡很窮，總是吃不飽穿不暖，忍飢受寒，腿腳落下了風濕和骨質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難，更不能幹重活。這樣的家庭，怎麼能離開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麼能夠還清欠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麼能夠好起來？
我一直想跟父母說，我想去南方了，那裡工資高些。可是我一直張不開口。
後來，一直到我以出差的名義離開北方，都沒有向父母說明。我偷偷地來到南方的一家報社，第一個月工資發了後，我給母親郵寄了2000元，打電話回家說：「我現在在南方。」母親問：「你什麼時候回來？出差多長時間？」我無話可說，只好說我現在在南方工作。母親沒有責怪，只說：「南方那麼遠，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別給家中郵寄錢，我和你爸爸都不需要用錢。」
其實，那個時候家中需要很多錢，父親每天打針吃藥，就需幾十元。後來聽妹妹說，為了省錢，父親堅決不吃昂貴的杜冷丁，只吃幾毛錢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親疼得渾身顫抖，疼痛難忍時，他就用指甲摳住磚牆，將磚牆摳出了幾個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農村家中，父親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裡，我全力打拚，想挽留住父親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報社是一家廣告公司投資主辦的，它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份額在這座城市都居於末尾。但是，當時我和主任都天真地相信，只要我們努力，一定會讓這種報紙在這座城市佔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來到這家報社不久，我就聽說，在南方的這座城市裡，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還聽說，血奴賣血，作踐的不僅是自己的身體，還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想打進血奴群落里，這樣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夠獲評當月好稿，而被評為當月好稿可以得到幾百元錢的獎勵。為了好稿獎勵，為了賺取更多的錢，我已不考慮自己的危險了。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候的我和血奴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我們都是在鋌而走險，我們都是在用生命賭博。我們賭博的目的，都是為了那幾百元錢。他們賣血一次，可以拿到幾百元；而我寫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幾百元的獎勵。
那年春天，我背著蛇皮袋子，袋子里裝著我的換洗衣服和鋪蓋捲兒，來到了火車站。
每個城市的火車站都混亂不堪，每個城市的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