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我離開了家鄉——一個北方的小縣城，獨自來到省會城市找工作。
此前，我是縣城公務員，每天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無所事事地坐在辦公室里，「一杯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那種一潭死水的日子讓我痛苦不堪。我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已經能夠預見到自己八十二歲時的生活情景。這裡每天的生活一成不變，我決定離開。
離開縣城前的那一個月，我夜不能眠。每天夜晚，我都會跑到縣城郊外的一條街道上散步。黃昏時分，那條沒有店鋪的街道異常嘈雜。街道兩邊空曠的土地上，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堆唱卡拉OK的人。那些變調而高亢的歌聲在縣城郊外遼闊的天空中蕩漾，常常惹得周邊的狗群長聲吠叫，相互應和。到了夜半，這條街道就會空無一人，常常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徘徊。路燈將我的身影拖得很長很長，又變得很短很短。路邊偶爾會響起幾聲蛙鳴、幾聲鳥叫，像劃玻璃一樣划過寂靜的夜空，讓人頭皮一陣陣發麻。
猶豫了一個月後，我終於下定決心，離開這座小縣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然而，當時我並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我是否能夠找到工作。
十年前的今天，我的身上只裝著二百元錢，踏上了開往省城的長途汽車。那是我所有的積蓄。
我在那座小縣城裡工作了五年，五年的積蓄僅有六千元錢。然而，不久前，做農民的父親得了一場大病，不僅花光了我所有的積蓄，而且我還舉債幾萬元。那幾萬元的外債，按照我當時的工資標準，足夠我用一生來償還。
懷揣著淘金夢想，我離開了家鄉。那一刻真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覺，我知道自己出去後再也回不來了，我知道自己出去後必須取得成功，我無路可退。
那輛殘破的長途汽車載著我，和一車散發著腳臭汗腥的淳樸老鄉，一步步地離開了家鄉。我回望著愈來愈小的縣城，回望著那些靜默的村莊，淚眼矇矓。
此去，不可預知。
當天黃昏，長途汽車將我拉到了火車站。
火車站的每個白晝都異常喧囂，人流如注，幾乎每張嘴巴都在說話，沒有說話的也在吃東西。車站前廣場的空地上站滿了人，乘車的和送人的，腳步匆匆。從這些人群的夾縫中穿過，每一雙眼睛都充滿了狐疑和戒備。光著上身、身上刺著青龍白虎的男子，穿著弔帶裝、奶子搖搖晃晃的女子，不時在人群中閃現；另外，還有端著破碗、瘸著雙腿的乞丐；驚魂未定、穿著破舊衣衫的少年；大腹便便、神情不可一世的仿大款；破帽遮顏、挑著蛇皮包裝袋的民工……火車站是一個城市最複雜的地方，也是一個城市最混亂的地方。各色人等，懷揣心思，將自己的想法緊緊包裹；將自己的錢袋偷偷捂緊；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身體壓縮到最小；每個人都把對方當成了敵人。
那天晚上，我飢腸轆轆，坐在火車站邊的台階上，耳朵嗡嗡作響。汽車引擎聲、人群說話聲，讓我的耳朵變成了一鍋黏粥。我清晰地記起了看過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的一個場景和一句台詞：王啟明和妻子來到了美國，他們在飛機場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悄悄地說：「我們掉進了大海里。」那一刻，我真的就像掉進了大海里，孤立無援，連一根稻草也抓不到；後來，這種感覺愈來愈強烈。
這座城市我一點兒也不熟悉，我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哪裡才能找到一個工作機會。我對這座陌生的城市充滿了恐懼。看著倚靠著蛇皮袋子、打著撲克的農民工，我感到他們比我幸福得多。他們有同伴，他們可以共同抵禦外面的風浪和危險，而我只能單獨作戰。我的委屈無人知曉，我的眼淚只能流進肚子里。那幾天里，我一直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那天晚上，我和很多農民工一樣，睡在車站外的廣場上。廣場上遊盪著一些上了年紀的女人。她們捧著一大推陳舊的報紙在叫賣，兩毛錢一張。農民工們買到兩張報紙，對接著鋪在地面，然後躺上去。我也買了兩張，像他們那樣鋪在身下。我把一個黑色的小包緊緊地抱在胸前，那裡面裝著我的畢業文憑、獲獎證書和出版的兩本書籍，那是我幻想著在這座城市裡得以立足的資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從火車站的廣場開始的。
那一晚我幾乎沒有合眼，午夜過後，城市的喧囂漸漸靜息下來，而我的心中卻狂瀾萬丈。我不知道自己以後的生活是什麼，能否在這座城市生存下去；如果不能生存，我該怎麼辦。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一貧如洗，舉步維艱；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難；我告訴自己，就是死，也不會再回到那座小縣城。
黎明時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廣場上一片大呼小叫。人們爬起來，手中捏著破報紙，爭先恐後地跑到店鋪的屋檐下躲雨。這種鬧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續到天亮。
天亮後，我開始了找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看到一輛公交車開來了，很多人跑過去，我也跑了過去，坐上了這輛公交車。我不知道這輛公交車開往哪裡，也不知道前方有什麼在等待著我。
我沒有吃飯，但是感覺不到餓。在來到省會城市的幾天里，我每天只吃兩個燒餅。那時候一個燒餅兩角錢，兩個燒餅四角錢。我依靠每天四角錢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度過了打工的初級階段，讓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續。
公共汽車一路搖晃著，穿過了一座座安裝著玻璃窗戶的高樓大廈，那麼高的樓層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穿過一條條筆直寬闊的馬路，馬路邊是衣著光鮮神定氣閑的城裡人；穿過了這座城市，這座城市比我生活了多年的縣城要大很多倍。公共汽車停了下來，到了終點站，我最後一個走下車子，發現這裡已經是郊區。很多天後，我才知道那是南郊，這座城市裡很多菜農居住的地方。
要在這座城市生活，先要有一個穩定的居所。我走進了那些狹窄的巷子，一家家打聽是否有房子出租。我一口佶屈聱牙的普通話讓這些房東們似懂非懂。他們揮揮手臂，像轟趕蒼蠅一樣地趕走了我。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態度和藹的房東，但是他要求必須先繳納一個月的房租，一百多元錢。我身上僅僅二百元，如果交了房租，我連吃飯坐車的錢都沒有了。我只好放棄。
我在街巷漫無目的地遊盪，像一條流浪的狗。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都讓我羨慕，他們的腳步通往家庭或者單位的方向，在某一個地方，有一個親人或者工作在等著他們；而我卻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我什麼都沒有。
臨近中午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家旅社，很小的一家旅社，門口還有「文革」時代留下的大紅油漆刷寫的字跡，一邊是「革命無罪」，一邊是「造反有理」。門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樹木，陽光照在樹梢上，灑落一地細碎斑點。一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子懶洋洋地坐在門口的藤椅上，眯縫著眼睛看著從巷口走過的人。他是這家旅社的老闆。
我走了進去，在這家旅社住了下來，睡在通鋪上，一晚房費五元錢。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通鋪這種居住方式了，從房間的這邊一直到那邊，是一張長長的大床，和我睡在一張床上的有七八個人：幾個年齡很大的老人，一個瞎子，兩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後來，我才知道，這些老人是撿拾破爛的，那個瞎子是給人算命的，兩個青年是剛入道的小偷。他們總是在半夜出去，黎明時分才回來。
旅社登記室門口的牆上有一張地圖，經常看地圖的是我和一名小偷。這名小偷對外說自己是計程車司機，要了解這座城市的道路。而我則在尋找哪裡才有工作的機會。
接下來的幾天里，我像一隻無頭蒼蠅一樣，在這座城市堅硬的牆壁上四處亂碰。我找過小學校，找過廢品公司，找過飯店……而這些單位都毫無例外地拒絕了我。
有一天早晨，我在旅社客人留下的一張小報上看到一則《招聘啟事》，那是一家文化傳播公司在招文員，公司在東郊。我沒有絲毫猶豫，就走出了旅社。我是大學畢業生，還出版過書籍，我想自己是文化人，應該能夠在文化傳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當時，省城的公交車是上車一元。為了省下五個燒餅的錢，我跟在公交車的後面跑。我跑得氣喘吁吁，很多路人好奇地看著我，還有交警跟在我的後面跑，跑了幾十米後，看到沒有什麼情況，他們就停下了腳步。
跑了一個小時後，我又熱又渴，路邊有一個水龍頭，幾個女子在旁邊洗衣服。我跑過去，顧不上難堪，伸頭咕咚咕咚喝了一氣。然後，繼續向前跑。
跑到東郊的時候，已經到了中午，一名容貌英俊的男子接待了我。他聽了我的介紹後，惋惜地說：「你不知道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你很優秀，可惜我們這裡不需要。我建議你去報社。」但是，當時剛剛從小縣城走出來的我，感覺報社的門檻很高很高，我不敢邁步走進去。
大約是我來到省城的第七天，我走到了這座城市中心的一座展覽館，那裡正在舉辦一場大學畢業生招聘會。我去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展覽館裡還有很多人，我完全是誤打誤撞地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