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善
一、中國法律社會史的研究對象20世紀80年代初敲響的「史學危機」警鐘至今尚未解除。危機感的臨頭，已引起史學工作者的高度警惕，並將它化作強大動力，努力拓展研究視野，文化史、社會史、心態史等領域均有一批力作問世。對於法律史研究者來說，21世紀的路程不能說已經平坦無滯，研究理念、研究視野、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危機與挑戰依然存在。惟有正視危機，敢於迎接挑戰，方能有所突破，不斷出新。開展中國法律社會史的研究，將是克服危機、迎接挑戰的對策之一。
以往的中國法律史研究，多以政治制度史為線索，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為單位時間段，近幾十年來，出版的大大小小的中國法律史或法制史教材足資佐證。這種按階級形態劃分歷史的方法，源起於20世紀二三十年的中國社會史（與本文所討論的法律「社會史」概念有區別）大討論，是適應革命鬥爭需要而出現的，是政治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期間，「階級鬥爭」的特殊地位，把「影射史學」、一味為政治服務的史學研究推向極致。為適應階級鬥爭的需要，史學重心集中於漢民族的形成、中國歷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和資本主義萌芽「五朵金花」上。歷史階段的劃分及歷史研究的重心的確定，使法律史研究也落入了一個簡單的認識窠臼：法律史發展與社會性質的發展是同步的，其階段劃分就是社會性質劃分；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上層建築，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因此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對法律功能的界定，集中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壓迫被統治階級上。貫穿法律史的線索是導致王朝興替的政治、軍事等事件，法律的階級壓迫功能乃是法律史界經久不衰的研究主題。
眾所周知，從夏商以後的每個朝代，幾乎都有一大堆關於法律的文字記載。作為傳統法律學家，可以只關心法律條文上寫的什麼，也就是它的面值有多少，但作為法律史學家，不但應注意它的條文，更應該注意法律條文產生的動因是什麼，實際功能有多大，實踐的效果如何，哪些因素在影響法律的功能的發揮，也就是說法律面值的實際購買力究竟有多大。
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人類首先必須滿足基本物質生活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然後才能從事其他活動。歷史上，法律固然是國家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法律並不總是圍繞統治階級或個別帝王打轉，而更是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規範，是社會組織的依據，是民眾心態的反映。法律的存在與發展，離不開最龐大的社會客體——中下層民眾，離不開日新月異的社會生活，離不開緩慢變遷的社會結構，離不開民眾對法律的順逆情結。研究中國法律史，如果不把視角更多地轉向社會中下層的社會生活，轉向影響法律變化的最基本社會結構，很難跳出政治制度史的框子。
典章制度的產生或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起決定作用的卻是內因，即看它賴以生存的「土壤」更變與否。這種土壤就是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文化典章制度與其所處的社會必須適宜才會存在下去。古代晏子說過：「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k）也說過：「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適宜的氣候、土壤條件（這些條件完全不屬胚胎學的範圍）時，才能長成參天大樹。」
沒有適宜的氣候土壤條件，橘子就變味，橡子就難以成材。橘橡如此，法律制度亦然。
歐洲一位著名的法律社會學家提出：「法律發展的重心不在於立法，不在於法律科學，也不在於司法判決，而在於社會本身。」
法律變更有一個任何國家和政府都無法迴避的問題，即破除舊律後，樹立什麼樣的新律。因為法律的確定性決定了它既可以把一種新的法律置於一種社會、文化中，也可以通過對社會、文化秩序的重新組合鞏固和加強舊規範 。破除一種法律，必須同時創建一種更適合時宜、社會環境、文化氛圍乃至政治秩序的新法律，只有在新法律的靈活性、進步性力量壓倒舊法律的僵化性、保守性勢力之後，舊法律才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新法律才會通行社會，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
否則的話，「破舊立新」就成了「空中樓閣」歷史上中國法律也始終存在「立新」與「破舊」的問題。但「新」能否立成，往往取決於「新」法是否與社會、文化、政治相適應；即使是移植外來法律文化，也要有能使其植根的土壤、氣候條件。
某一部法律的產生可以宣告一種法律體系的消亡，但不能表明法律徹底變革時代的到來、法制近代化任務的完成或法治國家的實現。
如中國清末《大清新刑律》的誕生，標誌著中國傳統法系的瓦解，此後中國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模仿近代西方法律體系，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以憲法為根本法的近代法律體系基本完善。照理中國應該開始步入近代法治軌道，然而我們知道，法律效用最終應體現在它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上。上述法律體系並沒有把中國帶進民主憲政和法治國家行列，相反，在看似健全的法律體系外衣遮裹下，卻不斷培植出新的專制政治。在我國，法律條文的完善遠不能說明法治社會的到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世界憲典史或憲政史上，雖不乏憲典促成憲政之例，然而，也有多少國家，憲典儘管制定，而上軌道的政治始終是不能變成事實的幻影，我們的30餘年的制憲史更是最現成又最近的實例。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士也應該獲得足夠的歷史教訓，那就是中國的問題絕不能單靠白紙上的黑字就能解決……」
何以如此?把法律放到社會大背景考察，也許更易找到答案。
我認為，中國法律史，不僅僅是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歷史，而且還是法律與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等互動的歷史，即法律社會史。中國法律社會史的定義是：研究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社會生活及社會心態關係的歷史，目的是揭示中國法律發展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間的內在聯繫，探求中國法律演變的歷史規律。
開展中國法律社會史研究，將有助於拓寬中國法律史的研究視野，豐富法律史的研究內容，促進研究方法的更新，使中國法律史飽滿充實，呈立體態勢。開展中國法律社會史研究，還將有助於揭示中國法律與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繫，探尋法律發展的歷史軌跡，揭示中國法制近代化步伐遲滯的根源。
二、歷史的「長時段」與中國法律社會史研究法律的價值，是指「在主體人與客體法的關係中，所體現出來的法律的積極意義或有用性。也就是說，只有當法律符合或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在人與法之間形成價值關係，法律才是有價值的。一種法律制度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既取決於這種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決於一定主體對這種法律制度的需要，取決於這種法律制度能否滿足一定主體的需要以及滿足的程度」 。換句話說，法律的價值取決於法律與一定主體相適應的程度。作為一定主體的人，是社會化的人，人的需要程度取決於社會發展程度，社會的發展體現在人的各種需求之中，法律價值也只有在人的需要中才能得到體現。
法律如何才算滿足人的需要？這自然要涉及法律價值的評判問題。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到底應以什麼尺度來衡量，法學界素有歧義。
西方法學界就一直存在自然法和實在法的爭論。從古希臘以來形成的自然法理論認為：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諧，因此它是完美的，永遠正確的；而實在法是由於人類認識功能的局限性，或私利左右著立法者的意志，免不了弊端叢生，所以實在法必須服從自然法，其合法性必須依賴自然法來檢驗，不符合自然法的實在法就不具合法性，也就是「惡法非法」實在法學派認為，法律就是法律，「惡法亦法」兩種主張從理論框架到實踐體驗，都針鋒相對。傳統中國社會，從奴隸社會的「時日曷傷，吾與汝俱亡」封建時代農民們高呼的「替天行道」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資產階級揭櫫的「天賦人權」無產階級「打碎一切舊的國家機器」、「實行全人類的解放」等口號和決心，幾乎無不是自然法則勝利的驗證。可是，來自君主或官方口中的「暴民」、「叛亂」、「異端邪說」、「反革命」等，又把實在法的威嚴與無奈，活生生地展現在歷史的記錄簿上。
我以為，法律的政治價值是相對的，法律的歷史價值是永恆的，即適應社會發展進步、人類文明進程的法律，才算得上是「良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期的社會史學家提出的「長時段」歷史研究跨度，無疑為衡量法律歷史價值提供了一把經久耐用的標尺。法國年鑒派第二代領袖人物費爾南·勃羅代爾，鑒於到他所處時代為止的近百年史學，「除了人為的斷代史和個別長時段解釋之外，幾乎都是以『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政治史，歷史研究的內容和現象都是短時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