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遠（博士《揚子晚報》國際部記者）
發軔於地中海西西里島的黑手黨，是當今世界發育最完全、活動最猖獗、影響範圍最廣、最具有典型意義的黑社會組織，黑手黨幾乎成為黑社會組織的代名詞。正如義大利大法官法爾科內所言，黑手黨成為惟一可以在國際上充當模式的義大利犯罪組織 。但是，黑手黨最初並不是以黑社會組織的面目出現，而是西西里島上一個握有土地轉租權、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社會階層。而青紅幫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形成的秘密結社組織。產生於不同社會歷史環境中的黑手黨和青紅幫，無論是組織結構、價值觀念、社會功能，還是社會地位、遵守的規則，都存在著顯著差異。本文將重點探討早期黑手黨和青紅幫在社會功能方面的不同點。
如前所述，黑手黨最初不是以一個社會組織的面目出現，而是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大約產生於19世紀初期 。早期黑手黨在西西里農村社會中擔負著幾個重要的公共職能，這些公共職能本來應由國家來履行，但是，由於當時西西里遠離中央政府，國家專政力量的薄弱以及西西里人對當地統治者的敵視和不合作，而讓位於黑手黨來實施，事實上，黑手黨才是西西里社會的實際統治者。綜合起來，黑手黨在西西里社會履行的公共職能表現在如下三方面：1．保護功能在一個法治的國家或者在一個國家統治力量強大的地區，個人的生命和財產自然會受到國家政權的保護，在這點上，西西里人也不例外。但問題是，西西里不是一個法治地區，中央統治者對這裡不問不聞，「國家不得不把它的統治權讓給當地勢力的擁有者」 ，這就是掌握當地暴力的黑手黨。另一方面，西西里人對國家安全不信任，法律意識在人們的觀念中極為淡薄，人們遇到麻煩的事，不是求助於法律和國家專政機關，而是求助於當地強人擺平。在西西里曾有這樣一則史實：某個年輕人，已得知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要被人殺害，並且，他很清楚誰將殺死自己。按一般理解，他一定會去求助於負責地方治安的警察，以免於死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沒有逃跑，也沒有去求助於治安警察，而只是寫好一封信後，坐在家裡等死。信中的內容很簡單：不是求助於當地法律，而是祈望上帝來懲罰殺害他的人 。並不是他不想求助於國家，而是他知道國家根本難以保護他，幫助他逃過死亡，於是他只能等死。可見國家在西西里人心目中變成一個十分無能的角色，人們自然而然把保護生命和財產的希望寄托在當地強人黑手黨，因為警察不能保證任何人消災免難，而黑手黨卻能夠保證，還可以給予說不盡的好處 。黑手黨實施的保護功能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黑手黨強加給他人的保護。黑手黨不是一群本分的勞動者，而是喜以暴力獲取精神滿足的人，因而對農民、商人、小販、放牧人、田園主的生命和財產構成威脅。待黑手黨了解清楚這些人的基本情況後，便向他們提出保護。例如，一個人買了一個葡萄園，黑手黨便前去祝願他豐收發財，然後大談本地小偷之盛，並表示願提供保護。明白的人聽了黑手黨的話中話，不敢怠慢，便痛快地把葡萄園的保護權交給了黑手黨，從此風平浪靜。當然這要支付錢財。也有不明白不痛快的人，他們拒絕黑手黨的保護。於是，麻煩的事很快到來，他的葡萄園很可能一夜之間被人砍伐得亂七八糟，橫七豎八，或者是結滿果實、等待收穫的橄欖樹幾十棵幾十棵地被人鋸倒在地，讓園主痛心疾首，而這些，還不過是黑手黨小小的一個警告而已。如果某個業主對黑手黨的這種「警告」還是熟視無睹，更大的麻煩隨即來臨，他會在某天早晨突然發現養在家中的牲畜不見了，或者全被毒死躺在地上。儘管業主向警察報了案，但警察連罪犯的影子都抓不到，業主終於明白，警方是靠不住的。為了保護生命財產，他只得俯首就範，接受黑手黨強加給他的所謂「保護」雙方達成協議：黑手黨提供「保護」業主則在秋後將收入與黑手黨對半分。此人從此風平浪靜。
在西西里，「那些拒絕防止小偷而償付保護費的人或者拒絕同黑手黨達成一定協定的人，會發現他們的財產遭受火災、搶劫和故意破壞行為。如果受傷害的人堅持反對敲詐、保護，個人安全將受到威脅，他將成為日益嚴重的攻擊目標，直到他的生命處於危險中」 。許多業主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豢養了許多警犬，但毫無作用，作物和財物仍被搶劫，於是被迫僱用黑手黨分子，每年給予這些人以一筆固定的錢，結果，搶劫便停止了。這種保護實際上是黑手黨強加於他人的，「這樣的保護總是騙局，通過恫嚇和暴力逼使人們這樣做」 。
二是人們主動要求黑手黨的保護。主動尋求黑手黨保護的人有兩種：一是貴族莊園主，二是貧苦弱小者。在西西里農村，土匪特別猖獗，農民因土地稀少而饑寒交迫，不得不上山當土匪，不時地下山劫掠、騷擾，「封建主便用那些勇士即勇敢的和能熟練地使用武器的家奴（即早期黑手黨）去對付那些土匪」 。這是因為黑手黨一方面擁有一定的武裝，另一方面他們同土匪或多或少存在某種聯繫，比較熟悉土匪的規律，因此貴族莊園主願意僱用他們做看守人，保護莊園的土地和財產。而貧苦弱小者之所以尋求黑手黨的保護，是因為他們感念於他們弱小卑微的地位，必須求助於有權勢的黑手黨的保護，才能獲得起碼的人身安全。而黑手黨為了提高聲譽和影響，往往能滿足這些人的要求，充當保護者的角色。「黑手黨分子的行為確實像弱者的俠客（Knight at the service of the weak）」
英國著名學者霍布斯鮑姆在《原始造反者》一書中也曾指出，黑手黨表達了各種農村集團的需要，即使它不公平地服務於他們的利益，他說：「因為有弱者……黑手黨至少提供了一些保證，即保護弱者的合約得到維持……當富人被劫持時，黑手黨能滿足他們復仇的願望……對封建主來說，黑手黨是保護財產與職權的手段；而對農村中產階級來說，黑手黨則是獲得財富與職權的手段。」
2．鎮壓功能由於國家和政府的無能，黑手黨便成為名副其實的鎮壓各種危害現存社會秩序的力量。黑手黨在實施鎮壓職能時，同國家機構進行合作，「用相似的方法，鎮壓最嚴重的威脅和對現存秩序的騷擾」 。黑手黨同國家力量合作所鎮壓的對象包括三種人：一是上山為匪的農民；二是要改變現存社會制度的左翼領導人和群眾；三是那些非組織起來但對社會秩序有危害的人，如竊賊、劫賊、流氓、同性戀者、娼妓等。黑手黨對這些人的容忍只限於一定的範圍之內，如果這些人有攀登黑手黨才具有的榮譽的企圖，「黑手黨立即猛烈而殘酷地鎮壓這種企圖」 。黑手黨首先關心的總是對發生在它所控制領域內的所謂非法活動維持充分的控制，如果這些活動過了頭，危及黑手黨的地位，黑手黨必然予以嚴厲鎮壓。在這三種人中，黑手黨最為積極鎮壓的是欲改變現存社會制度的左翼領導人和群眾。
3．調解功能除了保護和鎮壓活動，早期黑手黨更多地以矛盾調解者的面目出現，他們調解法人們之間的各種矛盾和糾紛，調解本地和外部世界的關係。
只要人類存在，人們之間的矛盾和糾紛是不可避免的，解決的方法，一般是通過合法的公眾認同的機構作調處，和平解決，而不是用暴力手段。然而，在西西里社會，國家公共機構的調解與處理功能十分萎縮，普通百姓對它調解處理事情的能力十分不信任。以偷竊為例，據法西斯時期的警察頭子莫里的估計，國家方面75％的情況下無所作為，15％能找到罪犯，而只有10％能追回被盜物 。「警察只不過成功地解決十分之一的案件而不能歸還所有被偷財產。」
如此低的破案率，難怪人們對國家公共機構失去信任。反觀黑手黨，他們利用在當地社會的關係，調解處理案子「只有5％未獲成就」 ，或者至少90％是成功的 。人們通過比較後，自然寧願讓黑手黨充當調解處理人。
當然，黑手黨充當這一角色是要報酬的，如交出被盜物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給黑手黨。但人們對黑手黨要求的報酬一點也不吝嗇，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求助於法律，算上訴訟費和律師費等，將失去更多 。而找黑手黨解決問題既快又便宜。大量資料表明，西西里人遇到各種問題時，一般迴避國家公共機構，而直接去找黑手黨人，通過黑手黨人幫助協調解決。例如，債權人利用黑手黨說服債務人償還錢，債務人也許轉過來求助於黑手黨，為他的利益請求黑手黨干預。
又如，當一偷竊事件發生，不管是偷一頭騾還是一條珠寶項鏈，一個黑手黨調解人很快來到現場，為找回被偷的東西向被偷人提供一個合情合理的條件。以這種方式，事情通常很快得到解決，所有涉及的人都滿意：受害者迅速找回他的財產，小偷得到一份相對小的金額，黑手黨則在其中得到大部分的利益 。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黑手黨人還調解他人的婚姻。佩皮諾·貝利亞曾花言巧語誘姦過羅西娜·迪莉亞，但前者後來拒絕同這位姑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