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貴（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抗戰時期，中國的會道門勢力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動向，並對中共創建、發展抗日根據地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中共從各地具體情況出發，並結合不同時期的政治、軍事需要，採取了積極、穩妥、靈活的策略，較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本文試對此作一論述，希冀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大舉南侵，國民黨軍隊連連潰敗，中國的民間社會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一些封建迷信團體如會門、道門等，依仗其在民間巨大的影響，乘機活躍起來，有的甚至組織武裝。據統計，山東、安徽等省的民間武裝至1938年已達100萬之多 。這些各色各樣的民間武裝多屬土匪或會道門武裝並受到日本侵略者、中國國民黨的高度重視。
國民黨是刻意利用和操縱會道門的，常利用它們來組織團結群眾，破壞中共創建的抗日根據地。
國民黨各地方組織在暗中策劃反共陰謀時，也注意利用和操縱會道門，甚至組織暴動（如山東長清、陽谷就曾發生過黃沙會、忠孝團的暴亂）從而達到反共的政治目的。國民黨山東黨部在制定的反共計畫實施辦法中便明確提出了利用、操縱迷信團體的策略：一、利用民眾迷信心理，拉攏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分子，假借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覺中為吾人效死；二、收買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頑固激烈分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覺中服從本黨指導為吾人效死；三、分別各項民眾迷信團體之性質，選派本黨中熟悉該團體內幕之幹練同志，假借該團體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門中之師傅、宮長、壇長、法師、道長……詭稱由為該團體素昔認為之聖地到來渡世救人，如對道門則稱由崑崙、峨眉、珞珈、靈鷲等地，以堅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眾頭腦簡單，如此一行，則莫不為信仰之團體效命致死，而實際則為本黨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復將本黨訓民眾之方法秘密融化運用，使其自己雖入鉤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為號召，發起對中共之大規模暴動屠殺行為；六、在進行過程中，應隨時運用其固有組織與反抗心理，使其不斷流血，俾其與中共結成百世不解之仇 。
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認識到會道門的重要作用，並專設有會道門工作部，有目的、有計畫地培植、利用漢奸會道門為其侵華反共服務：一是創建會道門，這些會門實際上是一種漢奸組織，如道德會、協和會、大同會、新生會等；二是進行改造會道門，把舊有的會門加上偽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員）使其質變名不變，如侵佔山東的日本特務機關花大力氣改造了的安清道義會、一貫道、秘密教、提籃子會、硬拳道、黃沙會等；另外，以「萬道歸一」的口號企圖統一會道門，如將紅卍會、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一貫道等會道門組織成為「山東宗教聯合會」；1942年，京師普濟佛教會為適應東亞和平的需要，在日軍的授意下改名為「未來和平宗教會」不久在濟南組織分會並建立「山東保衛團」協助日軍進攻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三是利用會道門，這不同於改造，而是相互利用，這些會門更多，如鐵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據統計有二十多種。日本侵略者利用會道門主要做下面工作：（1）在淪陷區，以會道門形式組織群眾，提出「保家防匪」的口號，阻止八路軍深入其佔領區活動，如在「治安區模範縣」山東嶧縣，日軍強迫當地農民參加紅槍會組織，每天晚上都要開講、練功夫，即使農忙季節也不例外，有時還脅迫他們去嶧南搶糧 。
（2）在邊緣區，則以發展會道門作為向抗日根據地封鎖或蠶食的先鋒隊。
（3）在抗日根據地，則利用會道門作特務活動線網之掩護；另外利用中共政策的弱點（如負擔重、差務多、站崗放哨多等）組織群眾反抗政府，「掃蕩」時做內應，或武裝暴動，有的則長期埋伏 。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會道門問題已對中共創建、發展抗日根據地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能否積極、穩妥地解決這類問題並為抗日所用，成為中共能否順利創建、發展抗日根據地，乃至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為了團結和爭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對會道門以及與這些團體有關的地方武裝便廣泛開展了爭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中央及其主力部隊到達素以匪禍嚴重而著稱全國的西北地區不久，便著手解決該地區的土匪、會道門問題。此前，中共川陝根據地陝南特委將「神團」改造為游擊隊，為中共解決會道門問題創造了較為成功的經驗。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對哥老會等組織的宣言，號召他們和全國人民一起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合起來，結成親密的、兄弟的團結，共抱義氣，共赴國難」「歡迎四路好漢弟兄都派代表來或親自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 。1936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設立哥老會辦事處，成立了中華江湖抗日救國委員會籌備處，並於同年10月15日在陝西省保安縣的馬頭山成功召開了全國哥老會代表會議，也就是「馬頭山開山堂」抗戰全面爆發後，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努力下，中國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包括各黨派各界各族團結抗戰的局面，為爭取、改造土匪、會道門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
應該說，中共爭取會道門參加抗戰的決策並非一開始就為全體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戰全面爆發後，王明從蘇聯回國。他片面誇大「統一戰線」的作用，頑固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反對積極發展人民抗日武裝。這對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特別是江南新四軍力量的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中共東南局書記項英深受王明思想影響，曾拒絕批准新四軍二支隊收編土匪部隊 。當然，這種思想還來自其他方面。中共軍事領導人羅榮桓就曾在回憶錄中分析道：由於本身的年輕，加上過去長期處於地下黨的地位，缺乏執政的經驗，對政權的作用認識的不夠，因此在政權的領導上也出現了偏差，從而「障礙各種工作的開展」如在爭取會道門工作上，突出表現為不敢發動他們，尤其是對於爭取反正過來的偽軍與收容編製起來的土匪，我們黨「對他們的黨政工作是異常微弱或者根本沒有」因而「往往把他們擺到邊緣游擊區而獲得勒索搶掠的合法地位，這不能不造成我們在嚴重三角鬥爭相持的地帶上遭到失敗」 。
中共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針對項英等人批評新四軍「招兵買馬」的言論，說：「有馬不好嗎？為什麼要反對？有人不用，有馬不騎，革命能成功嗎？」
1942年3月中旬，劉少奇在從新四軍回延安時，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委託，途經山東，代表中央幫助、指導山東工作。劉少奇同志傳達了毛澤東同志關於要在敵後放手發動群眾，擴大人民武裝，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總方針。中共山東分局根據劉少奇同志的指示，檢查糾正了抗戰初期不敢放手發動人民抗日武裝的缺點，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積極壯大人民武裝力量。通過對地方武裝，尤其是會道門的爭取，中共在山東的力量得到極大的發展 。
此外，中共對黨內輕視爭取會道門武裝參加抗日工作的錯誤思想認識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最初，中共黨內很多人認為會道門落後，有「迷信儀式」因此，不願對他們做耐心的爭取教育工作。為此，中共決定對根據地的全體黨員幹部普遍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38年1月16日，《新華日報》發表了《保衛河南》的社論和《怎樣處理地方武裝》的文章，認為正當「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準備迎接中原會戰的時候，正確地處理地方武裝，如紅槍會、聯庄會、民團、土匪等武裝力量，是有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一文中指出，紅槍會、大刀會等秘密會社，「不但包括著最大多數的農民，而且擁有極大數量的新式武裝，這是一支極雄大的群眾抗日武裝力量。但如果不善於去團結他們，就會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損失」關於如何對待會道門的迷信儀式和習慣諸問題，他指出：「一切在會門中工作的同志，對於他們迷信的儀式和習慣，必須嚴格審慎地遵守，須知今天我們在會門中工作的中心問題，是紅槍會能否抗日和能否爭取他們進入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應把迷信的問題放在次要地位，同時還要了解，我們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違反他們的習俗，是會惹起他們的反對，而被日寇和漢奸利用來反對我們。」
與此同時，彭雪楓也撰文強調爭取綠林武裝（即土匪和會門武裝）的重要性，指出：「對於會門武裝，對他們應有正確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