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格屏（博士華東政法學院副教授）
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是中國天地會在海外的分支之一，自從它出現的那一天起，便一直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作為當地華僑社會的一部分，它在自身組織最興旺的時代，成員占華僑人口的50％以上，其中19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甚至整個華人社區的成年男性差不多都是秘密會黨成員 。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不僅人數多，而且對華僑社會的影響也不小，不少會黨首領既是富翁，又是僑社領袖，很多地方的華僑會館，包括地緣會館、血緣會館的領袖都是會黨的掌門人。那麼，這些從大清帝國的土地上流向荒蕪之地的是些什麼人呢？他們何以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在當地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並聚集了一定的財富呢？
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是天地會在特殊環境里、特定條件下的變種，其組織結構與天地會一脈相傳，大體上脫不了天地會所具有的模式，只不過不同地區的華人秘密會黨根據當地的特殊環境，做了一些細節上的修改罷了。儘管如此，他們的首領和會員的社會成分卻與中國的天地會有很大不同。本文試圖對照中國本土天地會成員的構成情況來研究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的社會成分，以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在新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天地會在海外的分支——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在性質上發生的變化。
與中國天地會會員一樣，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的絕大部分會員都來自社會的最底層。不同的是，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中也包括很大一部分富裕商人及僑社領袖，特別是會黨首領的來源與天地會有很大區別。
一、會員的社會成分李子峰在《海底》中說，中國的會黨中的頭目都是些「久走江湖常在外，游遍天涯顯奇能，三教九流皆知曉」 的人物。其實，大量的會黨成員也不例外，他們雖然不至於「三教九流皆知曉」卻也都身無恆業，居無定所，生活無著，而且，「會黨的構成，愈到後期愈是遊民游勇，即那些依靠不正當方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這個人群是下層社會中極不安分的部分」 。著名會黨史專家蔡少卿教授曾對此做過深入研究。據他對乾隆年間台灣林爽文起義時天地會骨幹85人所供身份、嘉道年間天地會128個案件所涉及的235人所供的身份、咸豐年間廣東天地會「紅兵」起義成員39人所供身份及辛亥革命時期湖北襄陽、光化江湖會57名成員的身份統計，「破產勞動者遊民」在天地會中「居於主導地位」 。天地會事實上就是一個「遊民階層的集合體」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自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大量的農民遊離於土地之外。這些人生活貧苦，往往流浪異鄉，孤立無援，便起意結會，糾伙拜盟；另一方面則是天地會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那樣，「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足以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 。
然而，天地會流傳到東南亞之後，因為環境的改變，會員的構成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僅會黨首領中沒有身無恆業、居無定所的遊民，就是一般會員也都有相對固定的職業，如小攤小販、礦工、園丁、三輪車夫、僕役等。因為，首先，廣大華人之所以前往東南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歐洲殖民者在開發東南亞時需要大量的勞力，因此，華人移民雖然在移民之前是中國社會的破產者遊民，但到達東南亞之後，都有機會謀得一份職業，如果不怕辛苦勞累，少有再成為無業游民的；其次，東南亞的華人，無論貧富貴賤，幾乎都是來自中國的破產勞動者。他們曾經都有過被官府或富人欺負壓榨，或貧窮潦倒的經歷，只不過有的人膽子大、機會好而迅速發跡，而有的人卻仍然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罷了。因此，東南亞的華僑富商也不像中國的地主官僚那樣不屑於與下層社會的普通民眾為伍，一部分上層階級也參加到會黨中來。雖然會員處在不同的階層上，但並不妨礙會內兄弟團結互助，共同對外。
總的說來，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成員的絕大多數仍來自中下層華僑社會，他們不是礦工、園丁，就是僕役、小攤販等 。這是由19世紀流向東南亞的中國移民的成分決定的。
19世紀的華人移民基本上是以破產農民為主體的勞動者隊伍。
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在一份奏摺中就已說過：「夷船回國，間有無業貧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帶至該國，則令開山種樹，或做粗活。」
30年之後的1871年，一個在潮州目睹「豬仔」販運活動的英國人也說，從潮州去南洋的「新客」大部分是「流浪者、無業者和貧困者」 。這些無業貧民到達東南亞後雖然有一部分人憑藉智慧和機運成為富商，但這類人只是極少數，就是一般生活較好的小商人也不多，大多數移民依然生活在社會底層。顏清湟博士根據華僑社會的這一特點，把華僑社會的階級結構劃分為上、中、下三個層次，上層是最富有的商人，如進出口商、銀行家、船行行東、大代理商、錫礦東主、種植園主、鴉片專賣商及酒廠主等。中層則包括小商店主、零售商、小貿易商、店員、政府僱員、藝匠、裁縫及機械匠等。下層階級是構成華人社會主體的階級，占整個華人的大部分，他們主要是種植園和錫礦的工人、家庭僕從、三輪車夫、小販等 。華人秘密會黨既然是華人社會的重要組織，其成員占華人人口的大部分，華人社會的階層關係無疑也會反映到會黨中來，構成華人社會主體的下層階級當然也是華人秘密會黨的主要來源。
檳榔嶼有關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成員成分的最早記錄也表明：華人秘密會黨成員主要來自於下層社會。1825年6月9日，檳榔嶼的四個著名華商到當地英總督署與總檢查司署證實說，檳榔嶼海山會共有1000名廣府人，多為下層社會的勞工、木匠、園丁，無任何店東和體面商人參加 。當時這四名富商向總督及總檢察司提供情報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們對當時華人秘密會黨成員構成的把握，應該是基本正確的，只是「無任何店東和體面人參加」一說似乎不對，因為當時檳榔嶼的義興會首領辜禮歡不僅是店東，而且是受政府信賴、與其兒子辜德松壟斷檳城的鴉片和燒酒餉碼達20多年的富商 。1825年的情況如此，後來的情況又如何呢？50多年後，對會黨了解最多的英國人——華民護衛司畢麒麟說：「大多數的私會黨人來自下層社會，他們甚至對本會的暗語、歷史及會內機密所知不多，也無法對各標誌的意義給予解釋。」
這表明當時的華人秘密會黨成員多數是無知無識的貧苦文盲。米爾斯教授則在其論著中寫道：「天地會人中大部分為華人社會內下層階級的犯罪者……許多甚至是潛伏於新加坡的海盜和強盜。」
當然，事情不至於如米爾斯所說的那麼不堪，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會黨成員確實來自於下層民眾。以上都是西方人的結論，中國人的研究結果怎麼樣呢？民國時期研究東南亞華人的專家錢鶴說：「概言之，是等秘密結社之會員，以無智貧民，占其多數，有產者，及有地位之商人，亦有加入。是以有地位之華僑，雖不直接加入，大部分皆暗中贊助，負擔經濟費等事為多也。」
溫雄飛也有過類似的說法。可見，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成員主要是下層社會的華僑已為人們所公認。關於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成員的社會成分，最可靠的資料應該是檳城暴動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的記錄，可惜其中只記載了參與暴動的兩大敵對會黨之一的義興會的會員構成。報告說，「義興會主要是由來自廣東的勞工及手藝人組成」 。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天地會南移後，其會員的社會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總的說來，「會黨成員主要來自下層社會」的結論仍是適用的。
二、頭目的社會成分雖然會黨成員多來自下層社會，但並不意味著會黨的領導人物也來自同一階層。事實上，東南亞華人秘密會黨領袖大多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經濟實力型統治者」他們由於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擁有的財富而被人承認。這種承認不僅來自華人社會內部，而且來自包括歐洲人在內的社會各個階層。同時他們的社會交往也不僅僅限於華人圈內，他們還為政府官員所倚重。
在東南亞普遍流行著兩句諺語：即「賭而優則商」、「商而優則領袖華人」 。在19世紀東南亞的特定時空里，華人秘密會黨首領也像其他僑社領袖一樣，多由富裕商人擔任。19世紀中期以後，這一特點更加突出，那時，秘密會黨的領導權已基本控制在商人的手裡。曾在東南亞干過多年警察的英國人巴素指出：當時秘密會黨的領導權「不變地處在華人『頭家』 階級，包括一系列由小到大的『頭家』的支配之下」 。如義興會、義福會和松柏館的一百來名首領，除極個別外，都是鴉片稅承包者、煙館館主或經營甘蜜、大米、布匹等的大小商人。義福會的蔡茂春、義興會的陳亞炎等就是大商人。不過，維尼（Wynne）和顏清湟的研究結果卻一致表明，儘管商人在華人秘密會黨首領中佔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