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超（博士揚州大學政法學院政治系副教授）
大革命失敗後，隨著遊民階層的膨脹，中國秘密社會的基礎更加擴大，並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發生劇烈分化，有的甚至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新軍閥所收買，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但是，國民革命後新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殘酷壓迫勞動人民，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這表明全國民眾沒有得到絲毫的政治經濟解放，這就決定了國民黨新軍閥和地主豪紳階級不可能收買全部的秘密社會組織，他們所能收買利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仍然處於非法的反抗政府和社會的地位。因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秘密社會組織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中共從理論上和政治上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對此，中共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出發，在農村一方面對秘密社會採取聯合的政策，設法取得其實力，以壯大工農紅軍和革命武裝；另一方面尋找機會打入秘密社會內部，用爭取教育改造和分化瓦解的辦法，奪取其領導權或消滅之。這些正確的政策策略使紅軍隊伍迅速擴大，根據地黨政軍建設不斷得到鞏固，革命形勢迅速好轉。但這一時期中共黨內連續出現的三次「左」傾錯誤，直接影響了黨對待秘密社會的態度和政策，給革命帶來諸多不利。
一、中共聯合秘密社會發動武裝暴動的指導思想大革命失敗後，目睹買辦大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階級利用秘密社會勢力鎮壓革命的事實，黨痛感研究秘密社會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特別是隨著革命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從理論上和政策策略上正確回答秘密社會問題更是一個重大課題。因為首先無產階級要向農村進軍，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和會黨土匪打交道，處理好同它們的關係，否則就不易站住腳。在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農村，由於政府干預力量有限，且迴旋餘地大，所以歷來是會黨土匪最活躍的地方。1929年5月，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中認為，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勢力就是土匪」「因為土匪的頭子是很多的，無論如何，我們在此時要將他們一網而盡收之是不可能的事。邊界天然的形勢是利於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肅清土匪，則土匪必將與我們為敵。國民黨若因其有益而利導之，以夾攻我們，則我們亦危矣」 。這段話足以說明共產黨要搞工農武裝割據，不解決會黨土匪問題是不現實的。其次是因為在反革命勢力重重包圍中的紅軍和根據地，要獲得發展壯大，也難以排除會黨土匪綠林武裝的加入。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談到紅軍來源時說，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原葉賀舊部、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平瀏和湘南的農民只剩下三分之一。「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
儘管這些人的加入影響紅軍的政治素質，但紅軍「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 。
因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開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從理論上和政策上解決秘密社會問題。早在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發布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時，就初步總結了黨對北方紅槍會、大刀會等武裝團體做工作的經驗教訓，指出：「黨要派適當同志打入其下層群眾，領導他們為他們的利益而爭鬥，以取得他們的信仰——讓他們漸次脫離反動領袖成為革命的武裝，萬不可一開始便去攻擊其反動領袖或提議改變其組織形式，破除迷信，這種機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眾擁護的。同時如過去只知聯絡其領袖或借軍事領袖的招牌去號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而對南方以「劫富濟貧」為標榜的會黨土匪，「假使能領他們上正確的革命軌道，一定可以成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幫助者」但這些會黨土匪的「領袖多半是帶有候補軍閥的性質」因此，我們既要懂得會黨土匪「在農民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又要明白他們走向反動的可能性，我們的目的便是要增進他們革命性和革命訓練，使之在農民協會的領導之下而成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幫助者」 。8月3日，中央命令湘鄂粵贛四省「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如土匪會黨）於其周圍，實行暴動」 。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中進一步指出：「農民暴動之中應當以貧農為主力，聯合一般失業的貧民會黨等勢力。」
8月25日中央在致安徽臨委的信中再次強調：「土匪流氓都是失業的農民，並且他們都是土地革命積極的農民，他們打出的『劫富濟貧』的口號，實帶有土地革命的精神，但我們對於他們不可抱一種『利用』的心理，而應將他們看做我們的弟兄，然後才能真正引導他們參加土地革命，農協應容納會黨土匪，我們的黨也應當容許極革命的會匪分子加入。」
9月12日《中央通訊》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進一步規定：「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對於反唐的雜色軍隊（許克祥除外）如能對暴動取中立的態度，則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發展暴動，並須設法與其士兵接近，宣傳他們，暴動成功後，對於此種部隊斟量以解散或改編。但這決不是說要犧牲我們的根本主張以換取他們的中立。在暴動中對於有反暴動傾向的雜色軍隊和土匪，雖然他們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決他們。」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在組織武裝起義和秋收暴動時都相當重視聯合會黨勢力。在湘贛邊界毛澤東發動秋收暴動並向農村退卻的過程中，就聯合了會黨群眾，並「有兩三股土匪自動的要求和工農軍合作」 。同時，湖南省委也明確指示：「對土匪及會黨——我們應密切的與會黨合作。我們所活動之處均須與會黨接頭，向他們宣傳士地革命，邀他們共同工作，我們所沒收土豪劣紳之財產可分給他們。農協可准他們辦，但不可使他們破壞我們的組織。」
黨員可加入土匪隊伍，而土匪也可加入黨組織特支 。
江蘇是當時全國土地較集中的地區之一，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因而各地會黨林立。對此，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就明確指示，對農民中各種秘密團體應該「（甲）竭力與他們的首領發生關係，利用這種關係，去和他們的群眾接近而進行工作，以冀奪取他們的群眾，幫助農會的發展；（乙）暫不反對他們團體中的迷信教條，但須設法改變其信條的內容，使之成為革命的助力」同時還應「派人加入青紅幫及『理門』中去活動組織」 。因此，在中共的引導下，一些秘密社會組織捲入了農民運動。1926年7月浦東、塘橋等地的農民在青紅幫等秘密結社的組織下掀起了反對苛捐的風潮；泰興少數青紅幫首領加入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後，這些會黨組織依然存在，而且在宿遷、淮安、泗陽、漣水、溧陽、鎮江、丹陽、金壇等地活動頻繁，對此，中共江蘇省委在制定農民暴動計畫時作了具體分析，指出江北地區「土匪集中，會黨林立」那裡的農民暴動應「與土匪運動相呼應」；而徐海一帶的槍會組織由於領導權「大都落在地主豪紳之手，或小地主手中。他們對於反對捐稅、反對潰兵土匪，甚至有時反對豪紳，是革命的。但在農民中的經濟鬥爭上，實行抗租及『耕者有其田』，便會被這般領袖所拒絕」因此，「我們應一面促進其革命方面的行動，一面設法奪取其群眾，不可專與首領敷衍」 。這一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對會黨策略也是正確的。
在安徽，中共六霍縣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發展農民協會、發動農民舉行武裝起義的過程中，對當地的大刀會組織也採取了聯合的政策。1928年4月26日，六霍縣委就如何對待大刀會問題向中共安徽臨時省委作了報告。報告稱：「在縣委未改以前，曾派幾個同志到夏部 工作，他們都沒有方法打到夏部的群眾里去，不能起作用，不久都各退出來。最近又派同志去調查。以我們的觀察，我們要影響大刀會的群眾，除非我們去裡面工作並採取與他們一樣的形式，否則他們就難接受我們的宣傳。」
省臨委及時批複了六霍縣委的報告，表示同意對大刀會所採取的策略，並強調指出：「不要使農協與刀會成為對立的團體。我們一方面要使刀會內部群眾對農協表示同情（農協是為大家謀利益的，刀會亦應如此）另一方面以農協的所作所為影響刀會，在不違背上述的原則及奪取群眾的必要上，我們可以設香堂收徒弟。」
「設法專派好些的同志去實行，參加其中起分化作用，引起他們的階級覺悟，發動階級鬥爭，深入土地革命宣傳。」
根據省臨委的復示，六霍縣委派了一批精幹的共產黨員，打入大刀會內部，利用當地農民容易接受的「結拜兄弟」等方式，聯絡感情，向會眾進行革命宣傳，揭發會首的欺騙，爭取下層會眾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