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剿滅會黨，曾國藩四處網羅「人才」塔齊布便是被他發現的奇才，「一見奇之，委密捕世盜數名，皆克獲」 。顯然，曾、左的行為無疑是為地方士紳鎮壓會黨撐腰打氣，因而在曾、左等的鼓勵支持下，「各州縣捕治匪徒來省者漸多，嚴刑鞠訊，日有斬梟杖斃之案，前後所戮者二百餘名，湘中匪徒聞風斂跡。李公瀚章以已西選拔朝考，出公門下，時暑湖南益陽縣事，上書於公，勸以緩刑，公未之從也」 。曾又先後派劉長佑、李輔朝、王珍鎮壓耒陽、常寧會黨起事，派江忠濟鎮壓湖北通城會黨起事，派朱孫治剿平安化串子會起義。不久，長沙城發生提標兵與湘勇械鬥事件，但曾仍未因此停止屠殺會黨，而是奏請移駐衡、寶二郡，繼續捕屠。同時，又告誡各地在辦團時不要流於形式，屠殺會黨不要手軟，湖南團練因之紛起，如「辰勇」、「郴勇」、」平江勇」、」寶勇」、「衡州勇」、「邵陽勇」等均以兇猛強悍著稱。一些湘軍悍將也均是在與會黨的較量中練就了殺人不眨眼的本領，王珍就是其中一個代表。在湘南到處出現他赴剿起義軍的身影。何門起義，朱洪英、胡有祿起義就是在他的親手鎮壓下失敗的。其他如李續賓、劉長佑、儲玖躬、陳士傑、王加敏等也因此而「知名」。例如，儲玖躬，隨同王珍鎮壓桂東、永興、藍山、道州等地會黨起事。江忠濟鎮壓嘉禾、寧遠等地會眾，以道員被用。羅澤南與弟子王珍、李續賓、蔣益澧倡辦團練，鎮壓衡山會黨，1853年，協助曾國藩鎮壓永興會黨。鄧紹良參與鎮壓廣西天地會和李源發起事。胡林翼參與鎮壓李源發起事。
但是，我們看到，湘軍撤營之後，曾、左處置會黨的行為又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衛聚賢的《中國幫會》曾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光緒初年，左宗棠帶兵去新疆，看見他的軍隊排隊去迎接大龍頭，這個大龍頭原來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辦的哥老會頭目，他便問幕客如何是好，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的軍隊自士兵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 對這樣的軍隊與會黨，左當然不能大開殺戒。為何？牽一髮而動全身，懲一人而罪全軍，己不保也。曾國藩的態度轉換比左還快，他一再批示湖南巡撫劉蓉以及在家的曾國荃：「哥老會之事，余意不必曲為搜求……即明知哥老會，喚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自悔。」
並斥責曾國荃，「認真訪拿，意欲搜盡根株。兄意不以為然，蓋營勇無知，相率入會者盈千累萬，搜之不勝搜，拿之不勝拿，兄意一概放鬆」 。他的原則是「凡探告會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板會匪者皆不捕拿」 。幾年下野，曾國藩對會黨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變。這又是為什麼呢？稍加揣測，可知為私利使然也，為保曾氏門第也。
當新型知識分子進行反清革命時，我們仍可見到他們到處尋求盟友，四處聯絡會黨的身影，因而會黨的政治影響和作用與前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語。例如，林圭，戊戌政變後留學日本，倡革命實行主義，協助唐才常聯絡長江各省會黨，組織自立軍7軍，擔任中軍統領；蔡鍾浩，協助林圭組織中軍，到常德運動會黨；畢永年，與唐才常、林圭交誼甚厚，從事會黨活動；何來保，為《湘報》撰稿人，自立軍起義時，與趙必振到常德運動響應；王天曙，變賣家產助唐起義；譚翡，在長沙密謀起義，甚為出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氣會，組織自立軍，在秦力山、林圭等人的協助下，準備在長江流域依託會黨舉兵「勤王」這種努力雖然因為諸多歷史原因而失敗，但湘籍革命黨人並沒有放棄聯絡會黨的努力，與唐才常相比，黃興、宋教仁、劉揆一、陳天華等計畫更周密，準備更充分，對會黨在利用、聯合的同時又注意改造，因而成效也更大。為了聯絡會黨，他們組織同仇會，依託劉揆一父輩與會黨交誼甚深的關係，依靠劉道一等人的艱苦努力，與會黨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於是便有了歷史上著名的湘潭黃、馬會晤，瀏陽普跡市授儀式，有了震驚中外的萍、瀏、醴起義，這正像李時岳先生所說的那樣：「如果說，革命知識分子與群眾相結合的途徑，在湖北主要是投入新軍，在湖南便主要是投入會黨。」
武昌起義後，湖南的光復更是在會黨領袖焦達峰的領導下實現的，會黨為湖南的光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會黨群眾親切地稱焦達峰為焦大哥，但在湖南立憲黨人的眼中，焦只不過是一個「草竊」湖南光復，與他們所希望的「文明革命」相差太遠，日思除焦而後快，因而，在屠殺焦達峰時，一點也不含糊、不文明。
從此以後，湖南會黨的命運便是另一番凄慘景象。會黨竟是這種結局，這是為什麼呢？
三、近代湖湘人物對待會黨的基本心態如何認識近代人物與會黨的關係，是會黨史研究中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史學界把較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辛亥革命與會黨問題上，對其他相關問題則較少關注，例如太平天國與會黨，除了羅爾綱、榮孟源、蔡少卿、簡又文、周育民做過較系統的研究，其他則沒有進行太多的研究，即使像陸寶千這樣有會黨史專著的學者，正面研究的程度也不是太充分。再如，即使是在革命黨人與會黨關係的研究中，儘管學術界立論多，但正像饒懷民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有許多新的領域有待進一步開拓」 。在辛亥革命與會黨問題研究中，又主要是對會黨定性的爭論，對會黨在辛亥革命中作用的探討，而缺乏關於革命黨人對會黨處置心態及行為的檢討。筆者認為，這種研究難免有失偏頗，站在資產階級的角度看待會黨，得出的任何一個有關會黨的結論者只能是充滿著資產階級的感情色彩。當我們換一種角度去看待資產階級、士紳、湘軍人物、清吏等對會黨的處置心態及行為時，就會發現另一種天地。
因此，筆者以近代湘籍人物對會黨的處置態度為研究區域，就是為了由此管窺社會各界代表人物對待會黨的心理軌跡與現實態度，以及由此展示的歷史意義。筆者依據《湖南歷代人名詞典》錄敘的近代人物1300人粗略分析 ，他們大致可分為學者、清軍官、清吏、湘軍將領、社會名流、會黨人物、革命黨人等七類。這樣一些湖湘人物，除了像湯鵬、魏源、賀長齡、鄭國鴻等嘉、道時期的人物，其他大部分人多與會黨有一定的歷史關係（會黨人物除外）例如，湘鄉市近期編纂的《湘鄉軍事志·清末湘鄉籍湘軍將領表》 錄有營官、參將、知府以上的人物54人，這些人無一不沾滿會黨的鮮血。眾所周知，曾國藩是有名的「剃頭」、「屠夫」王珍因屠殺會黨兇殘而被稱之為「王老虎」其他像李續賓、劉松山、劉錦棠、蔣益澧等在其任內對會黨也是大開殺戒。至於非湘鄉籍的左宗棠、江忠源、劉長佑、劉坤一、陳士傑等，對會黨同樣也是毫不心慈手軟。所謂「湘運之興，從湘軍起」不如說，湘運之興，從鎮殺會黨始更為貼切。再如，前述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唐才常、畢永年、秦力山、黃興、劉道一、劉復基等，都曾花大力氣在會黨中展開工作，收穫成效雖不一，但至少說明會黨在他們的政治生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有學者認為，「黃興即使當時不是一個會黨人物，至少也是一個十分了解會黨內情的革命者」筆者認為，這樣的結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同樣適用 。一些會黨人物如雷再浩、李源發、洪大全、晏仲武、朱洪英、何賤苟、陳緒懦、謬星階、馬福益、龔春台等也曾令清廷、士紳、湘軍、革命黨人、傳教士等側目而視。清廷更是直呼會黨為「地方之害」因而筆者認為，以湖南為典型研究區域應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由於道、咸以來，湖南民間社會實際上經歷著一個會黨化的過程（所謂民間會黨化，一是指入會入幫的人數達到了相當的規模，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這在前面已有論述；一是指民間社會在意識、行為、道德規範等諸方面受著會黨制約與影響，如「村民與書差滋鬧，輒以風聞匪黨滋事等語」要挾，地方官「匿災諱盜，相習成風」等，即可作這種意義上的理解）在民間社會逐步會黨化的情況下，有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對此不可能不側目而視。所謂代表人物，實際上是有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儘管他們所代表的階級與階層不同）總的來看，這些代表人物從心底里是鄙視與仇恨會黨的，從黃兆麟到曾國藩，從曾國藩到唐才常、黃興、譚延闔等概莫能外，只要我們翻閱有關奏摺、書信與文集，有產階級的這種心跡便會一覽無遺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魏源等雖是主張師夷技以制夷的人，但在對待民間教、會問題上則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清政府一邊，與黃兆麟、蔣雲寬等人一道指罵教、會為「匪」主張習其情形以鎮壓之，「御之之法曰：近之防閑，以遏出、以截歸」 。天地會在湖南的情況基本上是由黃兆麟等這樣一些封建官吏向清廷上奏後被後人知曉的。從奏摺中不難看出，他們充滿了對天地會的憎惡，於此不必多言。咸豐年間，曾國藩對待會黨以「屠夫」聞名，「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但願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但願通省無不破之案」 。在反洋教運動中，周漢、賀金聲等封建士紳頻頻利用會黨舉事，但他們心底里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