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善中（博士揚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19世紀下半葉，哥老會在長江流域滋生蔓延並迅速崛起，成為這一地區最有勢力和影響的秘密結社，並最終把鬥爭矛頭指向外國教會，這與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形成，特別是與長江流域的政治變化、經濟改組等方面息息相關。筆者試圖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收集相關資料，對該問題略作論述。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中國農村經濟日益破產，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脫離了世世代代附麗著土地的破產農民以及一些傳統手工業者。
鴉片戰爭後至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主要是把中國當做它的商品銷售市場和榨取生產原料的基地，尤其是前者商品輸出佔主要地位。雖然中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城鄉手工業，曾經對外國的商品輸出進行過極頑強的抵抗，但終究至多只是遲滯了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進程，而不可能阻止這種侵入。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和《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條約的簽訂，又使外國資本主義迅速把侵略勢力從東南沿海侵入內地，特別是富饒的長江流域。1858年的《天津條約》、1960年的《北京條約》規定長江開放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四個口岸；1876年的中英《煙台條約》又規定開放宜昌、蕪湖。規定安徽之大通、安慶，江西之湖口，湖廣之武穴、陸溪口、沙市等處雖術闢為通商口岸，卻准許外國輪船停泊，而重慶則「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由於這些已開闢或暫未開闢但允許外輪停泊的口岸，使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長江腹地建立了侵略基地。另外，帝國主義分子直接控制和把持的中國海關，關稅協定範圍擴大，稅率降低，有關「子口稅」的規定使外國商品避免了內地重重稅厘的徵收，這極有利於外國商品向內地的行銷。在1870年至1894年這一段時間內，中國凈進口總值由4000萬海關兩上升到12900萬海關兩。25年中，進口增加了2.22倍。商品輸出在地域上也有顯著的變化——進口洋貨不再只是在東南沿海一帶傾銷，而是在華北以天津為基地，華南以廣州為基地，華中以上海、漢口為基地，向內地呈扇形推進，而以華中一路沿長江向上游四川腹地的伸張，最為明顯。特別是長江中游的漢口，自從1860年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後，迅速成為外國商品向長江中上游以及內地行銷的一個集散中心。四川、陝西、湖南進口的外國商品，也直接由漢口運來而轉輸這些省份。湖南湘潭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就是漢口轉運洋貨的一個重要中轉站。這些被轉運的洋貨，儘管絕大多數由中國商人經營，但仍被作為外國人所擁有的貨物，使用子口稅單。這個時候，漢口有許多洋行以出賣子口稅單為業，專門出售稅單的洋行就有6家。漢口上游的宜昌，在1878—1880年3年之間，用子口稅單運往內地的貨物，增加了66倍 。再如安徽省蕪湖在1877年正式開埠時，洋貨進口貨值（凈進口）89萬海關兩，到1899年增為700萬海關兩，增加了7.79倍 。浙江、江蘇等省的進口貨物情況亦復如是。在浙江，外國資本主義利用寧波、溫州兩個口岸，對浙江各地傾銷商品，1877年這兩個港口洋貨凈進口約620萬海關兩，到1894年達760萬海關兩 。這一時期，輸入的洋貨主要是鴉片、棉紗和洋布。鴉片的輸入，使白銀外流、銀貴錢賤；而棉紗、棉布的大量傾銷，又使得廣大城鄉家庭手工業迅速解體。在寧波—帶，「光緒十年（1884）後，外人益諳吾國民嗜好，乃有各種膏布輸入……耕夫村婦，周體洋貨」 ；19世紀末，安徽長江兩岸一帶農村「鄉人衣著，大半仰給於洋紗布」 ，霍山「名家機布，今已無傳」 ；1883年，江蘇松江府上海縣「每個村莊里都有英國棉線出售，每個商店貨架上都可看到英國的棉線」 ，松江府其他廳縣也是「洋布充斥，而女紅之利減矣」 。大量的洋紗、洋布源源不斷地湧進長江流域的廣大農村，使這些地區的農業和手工紡織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趨於分解和破壞，成千上萬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成為失業或半失業的流民或遊民。19世紀末，就有人指出：「中國開埠通商垂六十年，既自以情形隔膜，將利極所在，舉而畀諸異國之人，頻年海溢川流，歲出金錢萬萬。遂使廿一行省無一富商，內外窮民失業無依者，猶如恆河之沙。」 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313頁）估計，1840—1894年，農村紡織戶人口減少達6830000人。
外國商品大量傾銷，不僅嚴重破壞了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同時也打擊了其他手工業部門，造成了傳統手工業的普遍蕭條。安徽蕪湖手工鍊鋼業的由盛而衰，很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手工業鍊鋼一直是蕪湖傳統產業，早在明萬曆年間，蕪鋼即已問世，其中以卜家的鋼產品首屈一指。清初，蕪鋼進一步發展，蕪湖生產的刀劍、平底鍋、犁頭、斧頭、剪刀等鐵器暢銷各地。乾嘉年間，蕪湖「鐵工異於他縣，居市廛冶鋼業者數十家」但好景不長，19世紀六七十年代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機制洋鋼及其鋼製品的入侵，迫使蕪鋼的生產規模和行銷區域日益縮小。光緒四年（1878）蕪湖進口的釘條鐵和鐵絲，由以前的413擔增至6838擔，次年再增加至7000餘擔。在洋鋼的衝擊下，蕪湖傳統手工鋼坊無法匹敵，紛紛歇業，至1884年，所剩的兩三家鋼坊合併為一家，牌名同春福；雖苦心孤詣竭力維持，但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終歸倒閉。民國8年編《蕪湖縣誌》就此寫道：「（蕪）鋼為舊日馳名舊物，咸豐後尚存十四家，均極富厚。自洋鋼入口漸就消滅……通商以後，洋商以機爐煉出之鋼輸入，此業遂輟。」 由於洋鋼的大量輸入並以低價壓倒蕪鋼，盛極一時的蕪鋼成了明日黃花，杳無蹤跡。
傳統的榨油、製糖等其他手工業部門的命運也大致如此。
傳統的手工業被新興機器工業取代，傳統的手工產品被機器產品取代，從學理上來說，本應是一個進步的歷史過程，但這個過程就近代中國而言，是在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條件下發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充滿著濃烈的破壞性、悲劇性色彩。外國資本主義倚仗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不平等條約造就的種種特權，對中國傳統經濟百般摧殘，造成了中國的手工業部門普遍發生了蕭條和衰退。因此，這個過程給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帶來了滅頂之災，千千萬萬的手工業者失業破產，喪失了生產資料。如鄭觀應說：「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者，外國用機制，故工緻而價廉，而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自成功亦難，華人生計皆為所奪矣。」
在家庭手工業和傳統的一些城鄉手工業部門日益破產的同時，整個長江流域農產品商品化也日益發展，這不但與家庭手工業的日益破產相關，更是由於外國資本掠奪廉價的農副產品促成的。從農民本身來看，被迫放棄家庭手工業紡織業以後，為了換取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生產資料，也必須出售部分農產品或種植一些經濟作物，以供出口和國內市場的需要。關於長江流域農產品商品化的表現，如商品糧食的增加，棉花等經濟作物的明顯增長，以及逐漸形成的幾個重要的經濟作物區，絲綢業的畸形發展等方面，前人的論述很多，此不贅述。這裡須強調的是，長江流域等許多地區的農村生產為了仰食於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逐漸變成單一的經濟作物生產，一旦西方資本主義市場供過於求，價格下跌，農民就會深受其害，變得一無所有，成為失業人口的後備軍。據當時西方人的觀察：「中國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勢。所得區區工價，實非美國工人所能自給。上海如此，他處尤為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至遠方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
然而，中國農民受到的不是自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衝擊，而是外來廉價商品的衝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外國資本主義刺激下艱難起步，但力量弱小，規模有限，難以吸收容納日漸增多的廣大失業人群。據統計，到1894年，在近代工業企業中就業的人口還不足10萬人 ，這對於千萬人的失業大軍來說，這種就業機會真乃杯水車薪，微不足道。相當大的一部分失業農民和手工業者，由於找不到正當的就業、謀生之路，最終不得不漂泊流蕩，弱者行乞為生，強者流為盜匪。當時就有人奏稱：「軍興以來……民無恆業，生計日艱。四萬萬人，強半游惰，其不肖者，流於匪徒……該會匪等或以遊民，或以散勇，烏合朋奸，總之無業之故耳。」
因此，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所造成的近代中國失業人口、流民和遊民的大量存在，是哥老會在長江流域崛起，並迅速凌駕於原先這一地區以鄉土農民為主體的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