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博士南京大學教授）
說起我和導師蔡少卿先生的關係，應該不止18年。我於1973年進入南京大學讀書，記得先生也是這一年從江蘇鹽城市的一家工廠調來南大歷史系任教，如此算來已有30年。在我人生的道路上，30年的師生關係是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這裡，我只截取了1984年以來先生對我的教誨和我們之間的相處，因為這一段先生更直接也更深地影響著我的為人為學。
在1984年以前，我與先生沒有很多交往。先生第一次給我留下比較深的印象大約是在1974年。有一次，先生在全系師生大會上作了關於嚴復的學術報告。事後不久，好像《新華日報》發表了先生這次報告的全文。1974年前後正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界處境艱難的時刻，極「左」思潮甚囂塵上，而先生的報告論點鮮明，分析中肯，說理透徹，同學們反響十分強烈。1975年初，我們參加江蘇省委工作組，到江都縣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先生也參加了，和胡守軍、姜元德等同學在一個組。他們和先生朝夕相處，親密無間。
這期間我和先生沒有接觸。
本文所以強調我和先生18年的關係，是因為1984年先生正式收我作他的入門弟子。大約是1983年下半年，我準備考研，為了照顧家庭，打算考本教研室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時隔不久，忽然傳說本專業已決定停招一年。聽到這個說法，我不免有些感到意外。在我思想上有些彷徨苦悶的時候，有一天，先生忽然來敲我家的門，他很懇切地跟我們夫婦說：「幾年來我反覆觀察，小李是一個讀書做學問有前途的年輕人。現在，我歡迎你來作研究生。」
先生的這一席話使我終生難忘。從1977年留系教書至此時已有8年，我是一個害怕無謂糾紛也不願浪費時間的人，從來不想在把精力過多地花費在人際攻關方面，更不肯無原則地和什麼人攪和在一起，以什麼拉幫結夥的手段取勝。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學裡，這樣的行為方式需要付出代價，多半可能會使自己成為一個自生自滅的邊緣人。但是我堅信應該一心一意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裡，我真的不曾希望會有人欣賞自己。先生屈尊來我家、對我的誠摯的關懷與愛護鼓舞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識到過去的選擇是有意義的。先生離開之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也把先生的器重看做可遇而不可求的知遇。
1984年10月，先生帶我去上海，出席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承辦的第一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上有機會結識了許多前輩學者和同輩的朋友。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建猷先生高大魁梧，豪邁而又平易近人。周育民、邵雍先生與我差不多同齡，他們誠懇而又能幹，現在是秘密社會史研究方面的中堅人物。我的朋友宋亞平當時是武漢大學歷史系王承仁教授的研究生，自此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情。他後來到湖北省政府當過秘書，也到廣州下過海，90年代讀了章開源教授的博士，如今在湖北做一個市的書記。這次會議讓我真正認識了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的地位。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研究開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文革」中斷，這次會議實際上是「文革」後的第一次盛會。先生關於天地會起源於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年的觀點是1964年提出來的，會上成為爭論的熱點。先生似乎比較寬容地看待大家的不同意見，很少發表看法。但是後來繼續挖掘檔案、繼續爭論的結果，卻更加堅實地證明了先生當年的學術觀點是正確的。先生應邀在大會上做了一場關於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分期問題的學術報告，報告的內容就是他後來出版的名著《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一書中「關於會黨史的分期」報告在與會學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普遍認為第一次把近代秘密社會的發展線索做了清晰的劃分，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會議期間，先生還應上海市歷史學會之邀作了一次學術講演。先生後來被推舉為中國會黨史研究會會長，真正是眾望所歸的結果。從先生的身上，我知道了一個學者必須以學問立身的道理。
在歷史學界，先生是一個視野開闊的學者。1985年9月下旬，先生應邀赴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講學並研究。10月5日，先生來信說：「從各方面的感觸，使我認識到，中國必須發奮圖強，急起直追。我們的科學事業要飛速發展，我們的知識面要擴大。」
「現在任何學科都帶國際性的，都要通信息，比水平高低，要吸收國外的成果。」
先生對學生學習方法、態度的要求也是非常嚴肅的。1986年5月1日，先生來信，要我轉告諸位研究生，「要及早注意論文範圍，收集資料，不要脫離實際空想研究方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先生是「文革」以後較早注意國際學術動態，較早主張學術精品的學者之一。先生的這些學術觀念還貫穿在對學生的日常培養之中。有一次，他和孫江、李子龍、何練生、杜景珍、朱槿諸同學討論問題，我也在場。有同學不接受其他同學的意見，當場頂撞起來。先生非常生氣，毫不客氣地給予嚴厲批評。事後，他對我說：做學問切忌目中無人，年輕人有這樣的苗頭抓一下是有好處的。先生的嚴厲態度可能有讓年輕人一時難以接受的地方，不過如果吃過了做學問的甘苦，真正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以後，才會體會到先生的用心。先生不僅要求學生誠實做人，在他的為文為學之中，也非常注意以身作則。在他的《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一書中，有一段引自《知新報》的史料，為中山大學歷史系譚棣華同志代為抄自廣州中山圖書館。他特地在注釋中如實地加以說明並致謝意。這是一件很細小的事情，本來不值得說什麼，但是面對時下文抄公滿天飛的現實，似乎小處所見者也甚大。
我在教學中常常以此為例，告誡學生學問必須出之以誠，來不得半點虛假。有一次，某市的一位資深官員，拿一篇沒有發表過的講解詞申報研究員。第一次交給先生通信評審，當然無法過關。第二次有關部門主動來打招呼，被斷然拒絕。先生回答說，寫一份講解詞就能當研究員，我沒有聽說過。我想，由於對學術的執著，先生才顯得如此不通融。今天，人們對類似情況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報載某大學膳食科科長也申報博導，先生的做法無論當時或者今天，可能都無濟於事，但是恰恰顯示了他的正直。在當下的知識界，尤其在我們周圍的環境中，這種正直是有還是沒有、是多還是少恐怕不是我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清楚的。
在我和先生18年的師生關係中，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先生的誠懇和寬容。記得1989年我想申報副教授，他親自來到二號新村我的家中，如實地對我說，今年的名額非常緊張。我是評委，但是不能投你的票，希望你理解。1990年冬天，先生因病住進了省人民醫院，但是對我的職稱問題仍然非常關心，我的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凝聚著先生的關懷。先生在許多情況下都為我考慮，為我說話，甚至後來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的時間問題上都費盡心機，這些恩德都是永遠無法報答的。我是一個率性的人，過去為先生做事從來不拘小節，而他從來都非常大度。大約是1990前後，先生決定組織研究生們撰寫《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因為他身體有病，要我為他做一些組織和全書的統稿工作。經過仔細考慮以後，我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所有作者都署名；第二，稿費按實際寫作數量分配；第三，我統稿時無論刪誰的初稿均不得有異議。沒想到先生馬上非常高興地表示贊成。之所以要提這些條件，是因為集體寫作必須妥善處理好署名和稿費問題，尤其是在內容上必須有統一的觀念、構思和文風。我的第三條原意只是針對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在我的思想深處從來也不敢想改先生的文稿，所以認為刪改稿件自然不包括先生本人的文稿。先生的謙虛和博大令人難以想像。後來這本書的處理完全遵守這些原則。書的出版時間是1993年5月，實際拿到書和稿費更晚一些。作者之一的孫江於1992年3月赴日留學，當我和先生商定預支稿費並託人轉交孫江同學之後，孫江十分感動。稿費數量不大，但是對於90年代初的貧窮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倒還真有點雪中送炭的味道。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先生每寫完一章，就立即讓人送給我。先生的本意，是像其他作者一樣交給我修改定稿。先生流暢簡潔的文筆，秀麗端正的字體，正確無誤的標點令人賞心悅目。我總是以此為例，告誡同學們讀書做文章應當努力追求如同先生一般的爐火純青。先生的文稿當然無須一絲一毫改動，但他的身為典範，卻是全書順利統稿的重要因素。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1993年在南京召開第一屆中國近代秘密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前一天，先生突擊寫他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寫好後也是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先生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他所寫的開幕詞高瞻遠矚、綱舉目張，固然沒有什麼大的地方可改。
我認真推敲，竟直接在他的稿子上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