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平（博士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1988年，我從蘇州一家飯店的服務員崗位考取了蔡少卿先生的研究生，1999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到先生門下做博士後研究，至2002年出站，其間，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南京，親沐先生教澤，前後凡14年矣。這些年來，如果說我本人從一個史學研究的門外漢到粗粗領略史學三昧，在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點成就的話，那麼，與先生領我進門、時時耳提面命是分不開的。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充滿了活力。在史學界，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於中也成為一座引人注目的重鎮。先生早年的天地會起源研究及當時的多項開創性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回應。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在先生的教導指引之下，開始了對秘密會黨、秘密宗教、社會反抗、盜匪問題、械鬥問題和江湖問題等重大社會現象的研究。
今日，先生福臨高壽，學術生命長青，作為弟子，撫今追昔，鋪陳一二。在先生涉及的諸多研究領域中，土匪問題不能忽略；在先生諸多傑出的研究成果中，1993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不能不細說一番。
下面說三個問題：一、問題的切入；二、取得的成就；三、幾點評說。
一、問題的切入土匪問題是近代中國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其影響從鄉村蔓延到城市，從下層推演至上層。土匪活動不僅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焦點，而且土匪成了各派政治勢力競爭的對象，反動勢力利用過他們，進步勢力也爭取過他們。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以往人們只是注視它和議論它，很少有人能透徹地了解它和科學地解釋它。因此，有關土匪的一些基本問題，諸如究竟如何給土匪下定義？什麼人充當土匪？土匪組織的內幕如何？土匪猖獗的原因是什麼？土匪活動的規律、特點和結局如何？土匪的文化內涵有哪些？土匪與民主革命又是什麼關係？等等。針對如此撲朔迷離的史學難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先生在會黨研究告一段落時，決心以民國時期的土匪為對象展開研究。
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髮表了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會黨問題概述》的長篇論文，後來收入其代表作《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中。該文雖然是以會黨問題為研究對象，但在其中已經多方面地提到了土匪問題。1985年至1986年，先生利用在歐美講學訪問之機，系統閱讀了當時國內尚不易見到的《時報》、《順天時報》和《北華捷報》（North a Herald）等報刊資料，並做了大量的摘錄和複印工作。1988年我考取研究生時，先生正在著手對民國時期的土匪進行系統研究。當時我親身參與了其中的幾件事，一是收集整理國外有關土匪研究的學術論著，了解學術動態與觀點（當時國內的研究幾近闕如）；二是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為重點，全面收集有關資料；三是對相關地區的土匪展開研究。這裡集中談第一點。
先生為我們開的第一門專業選修課是「外國學術名著選讀」當時，先生選了四本書，即英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土匪》、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民國時期的土匪》、美國穆黛安（Dian H.Murray）的《華南海盜，1790—1810》和裴宜理（ElizabethJ.Perry）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其中以霍氏的《土匪》為重點。
1969年，英國歷史學家、農民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出版了一本題為《土匪》的專著，這是以他的早期著作《原始造反者》（1959年出版）中的一章的主題擴充而成的。儘管該書篇幅不大，但其開拓性的研究確立了土匪問題研究的角度、方法、範圍和體系，成為後來研究土匪活動的學者的指南。
我至今仍然清楚記得當時的讀書情景——每周由我將霍氏《土匪》中的一章翻譯出來，上課時大致介紹，其他同學展開討論，最後由先生加以點評。課堂氛圍之熱烈、融洽，至今回想猶如昨日。
霍氏《土匪》最富有意義的是提出了「社會土匪」（social banditsor social banditry）的概念。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十分豐富，比如，我們時常認為，革命者利用土匪是因為他們身上含有濃厚的革命色彩，但霍氏認為，社會土匪活動的內在的局限使它的革命性變得很小：「作為個體，他們算不上政治的或社會的叛逆者，更不要說是革命者了；作為農民他們拒絕服從……一般說來，他們只不過是他們所身處社會的危機和矛盾的象徵……因此土匪活動本身並非是一種改善農民社會的進程，而是在特殊環境下逃避社會的一種自救形式。」 對這種觀點，同學們互相辯難，先生則結合資產階級革命黨、共產黨與會黨、土匪的關係作了生動的解說。
1987年和1988年，歐美學界出版了兩部關於盜匪問題的優秀著作，一部是美國穆黛安的《華南海盜，1790—1810》 ，另一部是英國貝思飛的《民國時期的土匪》 ，這兩部著作的開拓性價值自不待言，即便是其中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的評價，都是很值得人們重視的。當時，先生要求我組織各位同學把貝氏著作逐章翻譯出來，放在課堂中加以討論，穆氏著作則由我獨立翻譯。
英國學者貝思飛1988年出版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被西方學者推介為「關於民國土匪活動的第一部綜合專著」著名民國史專家易勞逸（Lloyd Eastman）教授評價道：「該書最精彩的部分表現在描繪土匪日常生活那部分：匪幫的組織構造、形式多樣的冒險活動、富有特色的黑話……貝思飛好像將我們引入了土匪的營寨，使我們不但看到了土匪這一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土匪本身。」20世紀60年代末，在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治史態度，許多年輕的學者開始反對傳統的史學家僅僅留意大人物的做法，他們提出歷史學家主要應該關心普通民眾，因為正是他們構成了人口的絕大部分。當時還有一場運動風起雲湧，那就是越南人民的抗美衛國戰爭。
年輕人為越南人民的行動所激勵，他們懷疑現狀，開始尋找審視世界的新方法。隨之在西方學術界也出現了一種新氣象，他們不再帶著「男性偏見」只關心歷史競爭中的成功者，他們也開始平等地注意失敗者，以及那些對「正統」社會不適應的人們。他們不僅注意研究運動，而且關注個體；既研究成功者，也不放棄失敗者 。正因為如此，貝氏認為，雖然土匪在中國歷史上常被視為「壞分子」但土匪活動往往是他們面臨險惡環境所作出的一種合理反應，恰恰是那些「可敬的人們」逼迫這些「壞分子」為匪的。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他把土匪放入歷史長河進行考察，認為土匪反抗獨裁統治的傳統源遠流長，土匪既創造英雄業績，又干出醜陋勾當 。這種客觀認識恰恰是一種唯物史觀。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撥亂反正，在史學界，社會史研究勃然興起，人們也開始注意到素被忽視的土匪問題。貝思飛的著作以民國土匪為對象，無疑給了我們更直觀的借鑒。
在了解西方學術動態的過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對美國裴宜理教授《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一書的推介。裴宜理曾在南京大學訪學，與先生有師生情誼，目前甫從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一職卸任，《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一書是她的成名作，在國外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裴著從地理學、人口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角度、方法對捻黨、紅槍會和共產黨領導農民鬧革命三大問題進行論述，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事實上，在後來貝思飛、蔡少卿各自的《民國時期的土匪》書中都引用了裴宜理關於土匪群體的三種基本類型的劃分模式：暫時性匪股（又稱「簡單的匪股」往往呈季節性，在小範圍活動；半永久性匪股（又稱「複雜的匪股」人數較多，持續時間較長，活動範圍較大；土匪軍隊，有成千上萬人的規模，往往控制一個相當大的地區，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釀成大規模叛亂 。
上述學術著作以及有關論文對於開闊我們的視野，借鑒國外史學研究的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正是在紮實的理論根底、豐富的文獻資料基礎上，充分了解、吸取國內外學術信息，運用縝密的邏輯論證展開的，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往往具有國際意義——2001年8月，先生榮獲著名的「弗雷德里克·密爾頓·特雷什高級研究獎」 。
二、取得的成就蔡少卿先生主編的《民國時期的土匪》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至此，蔡著與英國霍布斯鮑姆（Eris Hobsbawm）的《士匪》、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的《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