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博士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副教授）
秘密社會研究是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裡的一朵奇葩。蔡少卿先生長期從事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是蜚聲海內外的中國秘密社會和黑社會研究專家。
蔡先生的研究以中華書局版《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為代表，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我從1985年上碩士研究生正式師從蔡先生，迄至1992年離開南京大學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約有7年時間在蔡先生門下做研究生和助教。在蔡先生眾多的研究生之中，我是最早畢業的一個，雖然每每受到先生的關心，但因為心有旁騖，在秘密社會史研究上遲遲沒有入門，開始真正從事這一研究是到日本之後的事。至今，我雖然窮十年之功浸漬於此領域，但要全面評介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則是力小而任重，難堪其責，這裡僅就個人的一孔之見，舉其三二點，略加妄評。
1984年9月，也就是我剛剛進入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決定報考研究生。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眾多的著名學者之中，我選擇了報考蔡先生的研究生。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一位已經上研究生的同學時，這位同學對我說，蔡先生是著名的會黨史專家，每年從世界各地和全國各地來到蔡先生門下學習的學生和學者為數眾多，如果進入蔡先生的門下，必定會有很大的收穫。然而，我選擇報考蔡先生的研究生並不是要研究會黨史／秘密社會史，而是要研究近代啟蒙思想史。
20世紀80年代正是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大地高漲的時代，「文化熱」幾乎席捲了整個學界，我知道，蔡先生曾經和歷史系其他教師共同編纂了長達5冊的《嚴復集》對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也頗多心得和研究，所以決定報考蔡先生招收的近代啟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生。
當時蔡先生所開的選修課是近代會黨史，在決定報考研究生後，我選修了這門課。記得蔡先生每次在課上都會分發複印的論文和史料，這與我上的其他選修課很不相同，令人感到新鮮。多年後，當我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時，才知道外國大學教師給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開選修課時，都這樣做，這對培養學生儘快進入學術領域有著潤物無聲的作用。蔡先生上課時每每旁徵博引，漂亮的板書總是寫滿了一黑板；下課後，對學生噓寒問暖，鼓勵學生從事研究。久而久之，我對秘密社會史研究產生了一點興趣。但是，我知道，秘密社會史研究不是一門簡單的學問，不說別的，單是尋覓可信的史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埋首故紙堆，耗費時日，很可能如披沙撿石，一無所獲，因此我並沒有想過要研究這個課題。臨近報名考試的前夕，有一天蔡先生突然告訴我說不招收啟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生了，希望我改考會黨史方面的研究生，這樣我才報考了蔡先生的會黨史研究生。
人是時代的產物。在現代主義的文化氛圍里，除非有很高的思想自覺和定力，很難靜心關注民間社會和文化。說實在，考上碩士研究生後，我對研究會黨史／秘密社會史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心存偏見，認為研究精英社會文化更有價值。於是，在1986—1987年蔡先生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我擅自改動了碩士論文的題目，將本來預定要做的哥老會研究的題目改換為反映近代中西文化衝突的教案研究。一年後，蔡先生回國，我將寫好的碩士論文呈在蔡先生的面前，等待蔡先生的批評，沒有想到蔡先生對於我的「越軌」行為十分寬容，他說教案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既然你有心研究這個課題，不妨深入做下去。要做好這個題目，光看中文資料不行，還需要閱讀大量的外文資料。這樣，這篇論文略經修改，成了我的碩士研究生論文，蔡先生還允准我提前答辯和畢業，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事情。
蔡先生十分強調對史料的佔有和理論學習的重要性。還在我做大學畢業論文的時候，蔡先生就指定我詳細閱讀一本關於東南亞華人秘密社會的英文專著，並以這本書為中心評述國外對秘密社會的研究。
畢業論文我做得很苦，很不成功，但是我從中受益匪淺，首先養成了閱讀英文專著和資料的習慣，其次開始關注國際中國學的動態。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裡，能夠閱讀外文資料的教師很少，指定學生閱讀外文資料的教師更少，這方面蔡先生堪稱楷模。現在我的學術論著雖然大多是以日語寫作的，但是我仍然保持著大量閱讀英文專著和資料的習慣。
1992年，我離開南京大學到日本留學，在東京大學並木賴壽教授的門下繼續學習。一年之後，我正式進入了博士課程。記得圍繞博士論文的選題，並木賴壽教授和我有過一次談話。在聽完了我關於進行中日韓三國近代對基督教的受容過程進行比較的研究計畫後，並木教授溫和地對我說：你長期在蔡少卿教授門下學習，有很好的關於會黨史的知識基礎，選擇這方面的題目怎麼樣?和並木教授的談話過後，我開始閱讀日文秘密社會研究方面的著作，其後我漸漸體會到並木教授的話的分量：一個留學生要想在短時間做出一篇為學界主流認可的高水平的論文絕非易事，並木老師委婉地勸我研究秘密社會問題乃是有深意的，即希望我揚長避短，把在蔡先生處學到的東西發揮出來。
我長期關注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研究，有一種感覺，即美國的中國學鼓勵知識冒險，充滿活力，薄積而厚發；日本的中國學提倡學術承續，老氣橫秋，厚積而薄發。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很為歐美和日本學界所知。我翻閱過英文、法文和日文絕大部分秘密社會研究論著，發現蔡先生的論著被引用率一直很高。我到日本留學後，在書本上得到的對蔡先生的印象，又以親身經歷得到了驗證。1993年12月，日本神奈川大學人文研究所請我作了一次關於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的報告，其時我到日本才一年多，日語說得語無倫次不算，對秘密社會也所知不多，之所以該研究所的教授好意請我作報告，大概是他們先入為主，認為名師出高徒，蔡先生的學生必是秘密社會研究的高手。
在我展開自己的研究計畫的時候，為了儘力網羅資料，我走訪了好幾位日本中國秘密社會研究專家。已90歲出頭的酒井忠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1996年初夏，蔡先生訪問日本的時候，行走不便的酒井教授特地趕來看望蔡先生，兩位大家聚首，連續暢談近5個小時。酒井教授以後每給我打電話，必問及蔡先生的近況，很關心蔡先生有沒有新的著述問世。1998年酒井教授將其以往的研究匯成多卷本的《酒井忠夫著作集》出版時，特地要我請蔡先生為其著作寫出版推薦辭。酒井忠夫教授是日本中國秘密社會研究第一人，他的幫會、善書研究在國際中國學界具有很高的地位，至今筆耕不輟，他要求比自己小20多歲的蔡先生執筆寫出版推薦辭，可見他對蔡先生的秘密社會研究評價之一斑。
以上，皆是我親身所聞所見。那麼，蔡先生在秘密社會研究上到底有哪些建樹呢？對於蔡先生在秘密社會研究上所做的貢獻，人們都不會有任何疑義。但是，如何進行評價？則是人言言殊，各有各的標準，即使同是蔡先生的學生，認識也未必統一。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蔡先生在秘密社會研究上的貢獻，大而言之，是開啟了一種新的秘密社會敘述方式。在蔡先生關於秘密社會的眾多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發表於1962年的《關於天地會的起源問題》的論文。有關天地會的歷史起源的說法，長期以來受天地會會書和近代政治話語的糾纏，人們普遍將天地會的起源定位在「反清復明」上，並由此形成了天地會民族革命的敘述。在蔡先生的論文發表前，這一觀點統治了學界達一個半世紀之久。
最先使用「秘密社會」（secret associatio socity）一詞的是19世紀初的歐洲人。傳教士米憐（Dr.Milne）最早對東南亞華僑中的天地會進行了研究。1822年米憐死後，其研究成果由另一位著名的傳教士馬里遜（Dr.Morrison）整理後於1826年公佈於世 。這篇文章對此後歐美語言里的天地會敘述具有重大意義：第一，以會書為據敘述三合會（天地會）／秘密社會起源史；第二，把天地會和歐洲的共濟會作比附，帶有明顯的東方學（orientarism）色彩。可以說，19世紀中葉以後的西文著作都是循著這一運思路徑的，以此構架的秘密社會的歷史敘述一直影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中國研究 。
19世紀後半葉，日文著述里開始出現「秘密結社」這一日語辭彙，其意思和西文里的「scret society」相差不多。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平山周、宗方小太郎等人對中國秘密社會進行了考察，且留下了比較詳細的文字，他們和著名的宮崎滔天等一樣，都曾參與了孫中山打倒清朝統治的革命鬥爭。1903年平山周以筆名發表了《哥老會》一文，認為哥老會是一種反體制的「秘密會」其傳統可以追溯到漢代 。1911年平山周發表的《支那的革命黨及秘密結社》（中文名即著名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