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1985年1月31日，博塔總統在南非議會宣布：
2月8日，溫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師伊斯梅爾·阿約布陪同下訪問了她的丈夫，為的是得到他對博塔上述建議的答覆。曼德拉希望對人民公開表明他的觀點。當他在會見中開始口授聲明的內容時，監督會見的獄吏阻止他這樣做。曼德拉義正詞嚴地說，選擇什麼樣方式回答博塔，是他的權利。當這個獄吏離開探視室時，他繼續口授。然後，一個高級官員來了，又命令他停止。曼德拉堅定地向獄方建議，要求他們給博塔打電話。然後他繼續完成他的口授。
2月10日，星期日，南非聯合民主陣線在索韋托傑布拉尼圓形劇場里召開盛大集會，慶祝圖圖主教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曼德拉的女兒津姬藉此機會在會上宣讀了他父親的「告南非人民書」，並代表曼德拉及他的戰友們表達對聯合民主陣線的感謝，以及表達對圖圖主教本人的熱情問候。溫妮·曼德拉不顧當局對她的禁令，也出席大會，從而得以目睹當津姬宣讀曼德拉聲明時廣大群眾所表現出的歡呼雀躍情景。津姬說：
當草擬「告人民書」時——這是60年代初以來他第一次有機會向人民表達自己的觀點——曼德拉已經獲悉溫妮的姐姐尼吉韋·克薩巴死於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裡最近又有3人先後身亡。意識到溫妮的極度痛苦，曼德拉的擔憂和悲痛與日俱增，他給溫妮寫信說：
次享受愛和溫暖的渴望，所有這些都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
曼德拉的信在溫妮心中激起了自從他們分別以來「最強烈的激蕩」——這是她在回信中告訴他的。他的信讓她破碎的心復甦了。溫妮又告訴他，她始終為曼德拉致人民的公開信而驕傲。她補充說：「我常常設想，如果有朝一日在波爾斯摩爾的台階上見到你、沃爾特叔叔和其他同志並得知將帶你回家時，我將會怎麼做？……」
沃爾特·西蘇魯、卡特拉答、姆貝基和其他關在波爾斯摩爾和關在羅本島的利沃尼亞案犯一致拒絕博塔總統的釋放條件。卡特拉答在給他倫敦的一位朋友寫信說：
對阿伯蒂娜·西蘇魯來說，這種必然的拒絕就是克服艱難和折磨人的漫長故事裡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當護士的工資將5個孩子撫養並教育成人，這些日子裡他們一直處於饑饉和靠鄰居周濟度日狀態。她的第二個兒子茲韋拉希是一個記者兼新聞工作者工會的領導人，已被拘留了幾個月；她的大女兒曾被嚴刑拷打；自從60年代以來她本人一直被宣布為非法的人並處於半軟禁狀態。最近，由於在葬禮上唱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釋上訴後又再次被捕，作為聯合民主陣線領導人之一被指控為謀反。她的丈夫可能在報上得知這次審判，因為犯人們在牢房裡只能從報紙上才能得知每日發生什麼事。
2月份，奧利弗·坦博號召人民「使南非無法統治」，果然人們就自發地在城鎮中這樣做。克服了過去多年不現實的宣傳之後，非洲人國民大會充滿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將由我們來支配……迅速推進革命的條件漸漸成熟。」
僅僅數月之前博塔還吉星高照，現在，由於大旱和嚴重的經濟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沒了。1984年的恩科馬蒂條約，旨在消滅非洲人國民大會在莫三比克的基地，卻使得鬥爭向南非國內深入；雖然博塔答應實行改革，但改革極不充分，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必須廢棄種族隔離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隊的所作所為，使得博塔許諾改革的漏洞暴露無遺。在東開普，警察部隊臭名昭著、為所欲為，在沙佩維爾和蘭加慘案的25周年之際，他們更是如此。3月21日，就象在蘭加鎮開槍一樣，警察在靠近尤騰里格的城鎮開槍。20名男女被槍殺，其中17人是被從背後射來的子彈打死的。
激於義憤，抗議者也越來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來越自覺——從扔石頭到縱火——摧毀種族隔離的象徵。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將許多黑人城鎮封鎖起來並給軍警以殺人不受懲罰的特權，這些倒行逆施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和國外的憤怒。
由於沒有電視機，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在波爾斯摩爾只能從報上看到這些消息並從中推測形勢的發展：軍警入侵城鎮並從裝甲車裡對老百姓和孩子們開槍，好象他們正在狩獵一樣。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無論是黑皮膚還是白皮膚的抗議者；警察兜捕數以千計的人——社區的領導人、宗教界人士、工會活動分子、學生——他們被關進監獄的隔離室。群龍無首的民眾從用石頭打警察到燒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長、地方官員和通風報信的嫌疑人——人們對這些人的憎恨比對白人壓迫者更甚。白人顯得無動於衷，因為和黑人城鎮隔離的白人郊區有重兵保護，對白人的保護不僅在身體方面，還有精神方面，播放電視須經審查，因而在電視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學生而僅是看到黑人燒黑人的場面。
3000人出席的葬禮，2萬、3萬人出席的葬禮，在塵土飛揚的黑人城鎮和小村裡不時舉行，而每一次對犧牲者的悼念都會觸發新的起義。在一個窮得可憐而又文化落後的小村子中，村民們正在悼念被警察殺死的13歲男孩和一個20歲的年輕人。一個女人說：「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些屠殺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是他們迫使我們這些素來不喜歡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為了安撫那些在激憤中想蠻幹的年輕人，圖圖主教在葬禮上念了特里弗·赫德爾斯頓所寫的祈禱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護她的孩子，保護她的領導人並給她以和平。」
在葬禮上，人們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旗幟插在墳墓的上邊，人們唱由坎農·詹姆斯·卡拉塔譜寫的《自由之歌》。卡拉塔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他一直在東開普省克拉多克作牧師。現在，葬禮正在克拉多克舉行，人們以稱讚曼德拉和坦博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當局的蔑視；同時，人們還警告博塔要及時跟上歷史的潮流。這次葬禮是為了悼念卡拉塔的孫子福特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年輕校長馬修·戈尼維以及另外兩位社區領導人。這兩位社區領導人是在參加完伊麗莎白港的聯合民主陣線會議的歸途中被殺的，他們的屍體被「暗殺隊」殘忍地肢解了。在從開普敦、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趕來參加追悼會的眾多人中有阿蘭·博薩克和南非教會理事會的領導人拜爾斯·諾迪。諾迪是一個阿非里卡人，曾是一個狂熱的阿非里卡民族主義者和秘密團體兄弟會會員，後來他經歷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變化。參加葬禮的還有莫莉·布萊克伯恩，她是「黑綬帶」組織和進步聯邦黨的成員，又是開普省議會議員，她是死去的4個年輕黑人的朋友，她參加追悼會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葬禮接著葬禮，8月11日星期天，維多利亞·姆曾格葬在威廉王城附近西斯凱的雷伊鎮她丈夫的墓邊。和她丈夫一樣，她也是被謀殺的，她曾經作為阿伯蒂娜·西蘇魯和其他聯合民主陣線的領導人的律師出庭，並為他們的「謀反罪」辯護。在他的葬禮上，有人發言提到曼德拉時是用他坐牢的番號「D220」，或稱他為「納爾遜叔叔」。曼德拉送來一個口信：謀殺維多利亞·姆曾格是「一樁永遠不能忘記和寬恕的暴行」。
軍警甚至攻擊葬禮的參加者。死亡的數字與日俱增：在21個月內近900人被殺。圖圖主教說：「象打死蒼蠅似的，我們的人民被輕易地殺害，殺人後他們甚至不透露死者的姓名。」與此同時，軍警也廣泛使用嚴刑拷打來折磨人們。據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開普敦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受採訪過的被拘留者中有83% 的人說曾遭到過肉體折磨，肉體折磨在黑人中和在東開普省更普遍。在那裡，保安警察的行為與他們的壞名聲相符。於克拉多克葬禮後逮捕的一個13歲男孩，因頭部受傷而死。來自斯蒂夫·比科家鄉金斯伯格的3個人，被捕後幾小時內就死去了。據一個地區的外科醫生溫迪·奧爾博士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證明材料，這些被拘留者曾遭受過「蓄意的毆打和摧殘」，此事導致最高法院下令約束東開普地區的警察行動。此後，奧爾博士很快被調走監護老年人家庭。
南非國內外的批評家們要求博塔「釋放曼德拉並與他進行談判」，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現在的暴力循環才能停止並且不會再導致新的暴力，經濟才能復甦。由政府資助的人文科學研究會建議與各個種族領導人進行會談，從而建立對所有南非人開放的民主制度；該建議還強調指出，66% 的黑人贊成藉助暴力進行改革，拖延改革將引起「災難性的後果」。這個研究會說，治安法授予軍警的過分權力「威脅著國家安全」。
但是，一個月之後，8月15日博塔總統在國民黨某省的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類似宣言的頗受重視的講話。正如一個評論家所說的，在這個難得的機會面前，他把大門關死了。一份反映約翰內斯堡商人觀點的《商業日報》評論說：「由於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