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監獄部長吉米·克魯格到羅本島視察，這反映了政府急於兜售它班圖斯坦「獨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難友麥克·馬哈拉吉率領的代表團指出，如果他們承認特蘭斯凱，願意住在那裡，他們的刑期就能赦免。答覆是「分別發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這一點絕不會妥協。」（儘管如此，政府後來仍幾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還是「不」。）有諷刺意義的是，小酋長凱澤·馬坦齊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領導特蘭斯凱走向「獨立」，按滕布人風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總理沃斯特也向溫妮·曼德拉提出過，給她自由的條件讓她承認特蘭斯凱是她的「家園」。她的回答是：「厚顏無恥！要是有人應該離開南非的話，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在羅本島，被《泰晤士報》稱為「南非民族主義巨人」者，是466/64號囚犯，他每天在海灘上採集海藻製作肥料。那是極累人的勞動，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沖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遠處，船舶駛進駛出開普敦港。
有一次曼德拉說：「南非的監獄想使我們放棄戰鬥，使我們再也沒有力量和勇氣去追求我們的理想。」但實際上，這些人不僅被當作犯人，而是也被當作黑人對待，這樣結果適得其反，因為它加強了他們的反抗。
到70年代初，他們頑強地表達的不滿再加之國際上的壓力，贏得了雖不大卻有意義的改進：牢房裡有了一張桌子、一個板凳，冬季有「權」在讀書時用條毯子圍在身上；有熱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個排球場，它後來改成一個網球場。他們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絕，因為這意味著走出隔離區。在室內，他們有乒乓球和國際象棋，每月有一場電影，每天晚上放錄音音樂。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懲罰的。更重要的是，接觸新聞的要求一再被嚴辭拒絕，從事木工和編籃子之類創造性活動的要求也遭到拒絕。
由於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許可攻讀倫敦大學法學學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來後獄規進行了更改，及時得到最新書籍以完成課程變成不可能了。接著，當局又禁止政治犯修習研究生課程，這嚴重剝奪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轉而學習經濟學，並且因不許學法文和德文，就改學高年級的阿非利堪語。
在為全體黑人事業的鬥爭中，婦女們起到傑出的作用；人們希望她們建設這個國家，可她們處於「最絕望的處境中，在一個充滿種族仇恨的社會中養育兒女。」
經過在石灰礦坑多年勞動，他不是唯一視力減弱的人。由於他患高血壓而且腰部不好，獄方做了一些讓步：給他一張床，板凳換成椅子，並給予無鹽伙食。象利沃尼亞案其他人員那樣，他從D類升到C類，然後又升到B類，他被允許有更多的探視，但還是限於每次半小時。
但是無處不在的普林斯盧軍士不久把她帶到布隆方丹法院。溫妮曾去一個鄰居那裡打聽到什麼地方買煤。這時，有個男人從那裡經過帶著一隻剛買的雞。溫妮又詢問雞的價錢。檢舉人在起訴中稱這構成3人「集會」，因此違反了對她的禁令，並進而斥責她炫耀非洲人國民大會旗幟：她穿一件黑、綠、黃三色的衣服。溫妮反駁說：「在留給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還有選擇穿服裝的權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給她緩期服刑的判決。在法院外面，人們向她歡呼。
曼德拉常常說服看守們讓探視繼續進行。「他和他們說話好象他們是小孩子：『你們肯定聽得出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我有相當長時間沒見到我的家屬了；不管怎樣我想繼續下去，你們繼續聽吧，那是你們分內的事。』」
很久以後，曼德拉回憶起他當時的情感，他給妻子寫信說：「雖然我總是努力擺出一副勇敢的樣子，可是我實在不能適應你也被關到監獄。」「很少有什麼事情象這種特殊的痛苦那樣攪亂我的整個生活。這種苦難似乎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困擾我們。我絕不會忘記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間，以及你在克龍斯塔德度過的6個月期間，我們所遭受的令人極為痛苦的經歷。」
一位從特蘭斯凱來的親戚在葬禮之後到羅本島探視，他說到曼德拉對於那些操辦葬禮的人是如何的感謝：「他一直問，某某人來了嗎？某某人呢？我簡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靈通。他讓我對所有那些參加葬禮的人表示問候和感謝。」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亞納領導黑人學生從多種族的「南非學生全國聯盟」分裂出來，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學生組織」，並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會」。雖然受到美國「黑人權力」運動和弗朗茨·法農激進著作的影響，但「黑人覺醒運動」的發展還是對白人種族主義作出的反應，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擺脫對白人的依賴並使全體黑人團結起來：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認為自己屬於「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覺醒運動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過這個運動青年中產生出一種新的堅定和自信。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蘭德福特，而且夜裡被禁止外出，整個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見來客；離家外出時，禁止每次和一個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盧軍士，一個臉色陰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車裡監視著，溫妮外出時就跟蹤她。如他所說，「執行我的任務」；按一個美國觀察家所說，是「獻身於攪亂她的生活」。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來訪者。這時，一次曼德拉寫信說：「我會想著你的，特別是當你被帶到被告席上時，當你聽著政府證詞中種種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說法時。我堅決支持你，我深知，你經受磨難是因你對孩子們和我以及對我們大家庭的熱愛和忠誠。這是不斷增長的愛和忠誠……」
溫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訴、緩刑和監禁，關於這些方面的詳情難以掌握。在她而言，長時間的反抗是對成千上萬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戰中她無所畏懼，對他們的粗暴侵擾，她大膽地予以還擊。可是一系列的陰險襲擊，使她身體受到攻擊，她的住宅被扔進汽油彈，她毫無辦法也得不到任何保護。津姬曾向聯合國呼籲要求南非政府保證她母親的安全。她說，「我們相信這些攻擊行為出於政治動機。」
這兩個女孩子被埃莉諾·伯利從女修道院的不快樂生活中拯救出來。埃莉塔當時住在約翰內斯堡，她的丈夫羅伯特·伯利爵士——伊頓公學過去的校長——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教育學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們去沃特福德，那是史瓦濟蘭的多種族寄宿學校。
這兩個孩子長到十幾歲，被允許去探視她們的父親。溫妮不無擔憂：她們會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來嗎？會因為這個經歷而堅強起來，以這個囚犯為榮嗎？
從過去的照片中澤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時澤妮幾乎認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親的幽默感，如果當時或在她後來的探視中他曾有憂慮，那憂慮也絲毫沒有顯露出來。
警察開車送她和17歲的津姬向西南行駛300英里，來到位於奧蘭治自由邦低濕平地的名為布蘭德福特的小鄉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塵瀰漫的802號門牌的房前。這是政府能找到的對她最生疏的環境：這裡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卻對當地語言一竅不通。
她再次被控違反對她的禁令，1974年期間在克龍斯塔德監獄被監禁6個月。她說，這是一次收穫頗豐的經歷。她感到在那裡更加解放，肉體上覺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來，比用言語來表達它更能令人滿足。而且，整個國家就是一座關押黑人的監獄。但對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監禁引起了不安。津姬聽到這個判決時哭了。她母親告訴她：「你永遠不要哭，你哭他們就高興。」澤妮回憶在學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們的監護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納醫生)帶著探視她們的母親：透過玻璃隔板她們和她談話半個小時，談關於學校，關於零用錢以及她們是跟誰在一起。溫妮看上去總是很好。但是孩子們開始發覺朋友們害怕到家裡看望她們，因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們帶走審問。
在每次半小時的探視時間裡，溫妮和她的丈夫達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從對方得到鼓舞，獲得力量。回到彼此的鬥爭環境後，曼德拉以謹慎的方式，不分派別地幫助同志們解決他們的問題；溫妮則不顧種種限制，參加索韋托社區的鬥爭。索韋托是一個超過100萬人的黑人居住區，在那兒，「黑人覺醒運動」的興起標誌著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她看來，這「使得人民更能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更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它培養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變得更為自己的膚色而驕傲。
當女孩子們下一次探視時，她們單獨前往。開車送她們到開普敦碼頭的那個朋友，看著她們和一隊穿著橄欖綠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認為這是令人傷心的場面，這兩個年輕的女孩子和那些唱著他們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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