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64年
曼德拉被轉移到羅本島最高治安監獄，關押在單人牢房內。這是與開普敦隔海相望的一個監禁地。
在南非大陸上，破壞活動仍繼續進行。到1963年年中，大約發生了200起武裝行動，其中很多是「民族之矛」的人在東開普地區乾的。在西開普地區和特蘭斯凱，幾個白人被殺，並且發生了與警察的對抗，這些活動標誌著泛非主義者大會的武裝組織「波戈」(我們自己干)的出現。
5月1日通過了「90天拘留法」。沃斯特的保安警察可以不經審判直接關押人。單獨禁閉、不準與外界聯繫，可以長達90天，而且還可以超過，直至沃斯特所說的「無限期」。在此期間，他們可以不停地審問，直到得到「滿意」的答覆。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突然消失，進入監獄和警察拘留所，遭受一個反對黨議員所說的「令人精神崩潰的折磨」。很快就傳出肉體折磨的證據：電刑、半窒息、不斷毆打。9月，非洲人國民大會開普敦的一名成員路克斯馬特·索旺德·思古德爾成為第一個因政治原因被關押而死於刑訊的人。
對付那些被懷疑參加非法組織者的緊急措施增加了：對宣揚「以暴力或強力」手段變革社會的人、對參加訓練或得到情報用於實現共產主義或者某一非法組織的目的者，判處5年監禁直至死刑。(幾個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謂共產主義者名單中共有208個「非白人」和129個白人。)
已經服刑期滿的政治犯還可以立刻重新逮捕；一項針對羅伯特·索布克韋的法令就是如此。索布克韋在服完3年刑期後，又被被捕拘禁到羅本島，單獨關押在一所小房子里。
對這些強化警察國家的法律，一直堅決提出反對意見的是一位議員——海倫·蘇茲曼。她是白人中為一個更人道的社會而努力的人士的代表。這些人中有律師、教士、工會活動家和學者。參加過破壞活動的一些白人和一兩個有色人，很快也遭到圍捕和90天的關押，有些人逃離南非。
沃爾特·西蘇魯不斷地被騷擾。1962年他被捕6次，後來又被判6年監禁，理由是推進達到非洲人國民大會目標的活動和鼓動1961年的「待在家裡」罷工。他被交保釋放，等待上訴。1963年4月20日，他轉入地下。兩個月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7月12日，保安警察進行了一次最驚人的突然襲擊：西蘇魯和另外8個人在約翰內斯堡郊外利沃尼亞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從事地下活動期間曾住過這所房子。據說，警察曾威逼和收買一個按90天拘留法被關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報。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亞這個政治集體中的某些人對他們的安全過於自信，在隱蔽時，他們在一個不現實的「地下」世界中活動。儘管總把政府稱為「法西斯」，但他們沒有以應有的警惕對待它，這個失誤將繼續削弱解放運動。一大批可以作為罪證的文件被警察發現。後來又有3人被逮捕。
6個被捕的白人中，有兩個從拘留所逃跑，另一個在壓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證，後來逃離南非。第4個因證據不足，很快被釋放。剩下的兩個人中，一個是萊昂內爾·伯恩斯坦，他是一個設計師，是叛國罪審判的被告之一。另一個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師，來自開普敦。
在被捕的非洲人之中，戈文·姆貝基和雷蒙德·姆拉巴來自東開普敦，埃利亞斯·莫索萊迪和安德魯·姆蘭蓋尼與西蘇魯一樣來自特蘭斯凱。艾哈邁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很活沃。他們全部按90天拘留法被關押起來，毫無音訊，與家人和律師失去了聯繫。他們被單獨關押期間，警察忙於審問和調查。顯然警察沒敢虐待這些領導人，但是，莫索萊迪和姆蘭蓋尼還是受到折磨。
曼德拉突然從羅本島轉回到比勒陀利亞監獄。沒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測將會發生的事情。
在監獄裡，所有的人都按種族關在各自隔離區內，但每晚都有一個相互交流的機會：獄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來之後，歌聲開始在牢房中回蕩，非洲人高唱起傳統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燈前歌聲逐漸消失。在寂靜中，有人高喊一聲「權力」——曼德拉的聲音？可能嗎？一個白人被拘留者驚訝地想。四周立即響起了應答：「屬於人民！」
利沃尼亞案被拘留者的家屬請了律師，盼望到時候能對他們進行公開審判。布拉姆·費舍爾(英國王室法律顧問)和沃農·伯朗基率領這個律師團，他們曾在叛國罪審判的辯護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還有兩名年輕律師——阿瑟·查斯卡爾森和喬治·比佐斯，他們後來為很多政治審判進行辯護。喬爾·喬夫擔任被告代理人。
從一開始，處理這個案子就很棘手。政府公開宣布被捕者有罪。但是辯護團沒有辦法弄清到底誰將被起訴，也不知道指控的罪名。審判開庭的前一天，公訴人波西·尤塔博士告訴辯護團，到比勒陀利亞監獄，他們就能知道誰是他們的委託人。
在監獄的一間接待室，費舍爾、查斯卡爾森、比佐斯和喬夫見到了在利沃尼亞被捕者。隨著前行的腳步聲，曼德拉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看守跟著他既震驚又欣喜，囚犯和律師們圍在一起。曼德拉和西蘇魯緊緊擁抱。大家接連與曼德拉握手。費舍爾把曼德拉介紹給查斯卡爾森和喬夫。他們吃驚地發現，曼德拉體重幾乎下降了40磅，囚犯的制服短褲和襯衣顯得很肥大，他的臉顯出不健康的黃色。但是他的舉止仍然是驕傲的，他們發現他的笑聲和以前一樣自信，他依然平和而輕鬆。
在磋商的過程中。喬夫發現曼德拉自然成為他們當中的領導者，然而他從不下命令。他總是平靜地商討、爭論，最後聽取他同事們的意見。他的氣度甚至感染了監獄工作人員，他們對待他雖說不上尊敬，但好象認識到他是一個「大人物」。這並沒有減少他們對他主張的仇恨，但包含著對這個「卡菲爾人」 的一種畏懼。有一次，當他向一個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時，得到的反駁是：「你們當政時，對我們也會這樣。」
雖然起訴的內容還不清楚，但是從向新聞界透露的消息來看，辯護團顯然將進行一場艱苦的鬥爭才能使這些人免於死刑。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亞正義宮法庭周圍布滿了武裝警察，法庭內他們也無處不在。保安警察和新聞記者們超過了到法庭旁聽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眾席擠滿了被告的家屬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邊坐著外交官和其他貴賓。
溫妮·曼德拉沒能出席。從1962年1月28日起兩年她受禁令的限制，使她不能離開約翰內斯堡。她提出出席審判的要求被拒絕了。
被告們乘坐一輛武裝護衛車到達，歡迎他們的人群高呼著：「權力，曼德拉！」「屬於人民，西蘇魯！」法庭灰暗的牆壁和高高的穹型屋頂，使人想起美國南部的洛可可式建築。從天花板垂下來一個老式電扇在檢查官桌子上方慢慢旋轉，搖搖晃晃，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警察背包里裝著催淚彈守衛在門口。儘管有保安警察的恐嚇，旁聽席仍擠滿了人。旁聽者的姓名和住址被記錄下來，他們在離開法庭時還被拍照。
夸特斯·德·韋特，德蘭士瓦省大法官，穿著猩紅的長袍，端坐在一個木刻的天棚下。他的對面，曼德拉和其他被告佔據的被告席是一個匆忙加大的長長的大木箱。
這些人的舉止很堅毅，但在幾個月的單獨禁閉之後，他們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費舍爾對他們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議，並且要求法庭休庭並改善被告的監禁條件。他的爭辯獲得成功。
幾周後，他們的狀況有了明顯改變。特別是曼德拉，與老朋友們在一起使他變了一個人。他不再顯得消瘦，又穿起三件一套的西裝，重現昔日的風采。
「法庭肅靜！起立！」又是警察，人群，儀式，法官堂皇就位。布拉姆·費舍爾首先集中抨擊國家的起訴書。他指出這是一個寫得極差的法律文件，在其明顯荒謬的斷言中，包括指控曼德拉所參與的那些破壞活動，實際上都發生在他被監禁很長時間之後。法官表示同意，並撤銷了起訴。按照法律，被告被釋放。
但是在他們作出反應之前，斯旺波爾中尉——一個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已經在敲擊著他們的後背宣布：「我以破壞罪名逮捕你們！」他們又被粗暴地送到牢房。
12月3日上午重新審判。曼德拉帶領他的同志們進入被告席，然後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讀經過修改的起訴書：訓練招募人員從事破壞活動和進行游擊戰，以暴力革命為目的；在外國軍隊進攻共和國時陰謀進行援助，以便推動共產主義；為實現這些目的，從阿爾及利亞、衣索比亞、賴比瑞亞、奈及利亞、突尼西亞和其他地方尋求並接受款項。
然後，書記官問：「第一號被告納爾遜·曼德拉，你申明有罪還是無罪？」
「站在被告席上的應該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無罪。」曼德拉堅定地說。
被告剛剛申明完畢，原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