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62年
被取締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經討論後，交給納爾遜·曼德拉領導的一個小組去完成組建「民族之矛」 的任務。
作出訴諸於暴力的決定是很困難的，有人對它的效力或時機持保留態度。曼德拉本人堅決主張有必要改變政策，他自己20年來曾嚴守非暴力的原則，但是這種鬥爭並未奏效。很明顯，既然非暴力抗議遭到屠殺和鎮壓，那麼採用暴力手段將會受到更大的摧毀性的壓力。
作為群眾性政治組織非國大，奉行明確的非暴力政策，它不搞暴力行動。但現在它已不再排斥這種行動，只要暴力能得到「適當的控制」。西蘇魯將留在非國大內，曼德拉則領導「民族之矛」。經嚴格挑選的少數人(非國大成員和共產黨員)開始組織起來。
從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制定計畫。曼德拉十分想念溫妮和他的女兒們。令同志們驚奇的是，他會從不同的隱匿處溜出來去見她的妻子。溫妮在約翰內斯堡兒童福利會工作，經常探訪郊區城鎮的孩子，並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喬裝打扮雖不很地道卻已達到了可以亂真的程度，他曾裝扮過擦窗戶的清潔工、聽差和司機。一次溫妮的汽車有了毛病，她在辦公室接到口信，讓她把車開到指定的地方，在那裡一位穿一身藍工作服的高個男子上了她的車，請她從駕駛座位上讓開，他駕車將溫妮帶到一個停車場，在那兒給她買了輛新車，然後又開車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車停在站牌邊，說聲再見，走下車消失在擁擠的人群中。起初溫妮居然沒有認出他來。
當曼德拉在白人中產階級居住區的一間公寓里小住時，房間的主人沃爾菲·科迪什發現曼德拉潛心研究關於戰爭的書：有毛澤東、格瓦拉、科德爾·哈特的著作，還有里茨的《突擊隊》，讀得最多的是克勞塞維茨，他在讀經典著作時精力特別集中，許多章節下面都畫著杠。問題出現了：如何向房主雇的打掃房間的祖魯人解釋，一個黑人作為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這裡，白天從不出門？他們商定讓科迪什告訴打掃房間的人，「大衛」是一位準備出國的學生，在一切安排妥當之前在公寓里準備功課。科迪什離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飯時，發現曼德拉正與那個祖魯人在一起談笑風生。這已不是他第一次發現曼德拉很容易和傭人相處了，因為在另一家，廚師也非常喜歡為這位「大衛」跑腿。科迪什早上5點醒來，發現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徑服正在房間里原地跑步。當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時，他每天早晨在室內鍛煉2小時。
10月份之後，曼德拉過上了一點家庭生活。一個名為利里斯利夫的小農場出租給了「民族之矛」。這個農場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區的利沃尼亞，在附設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間很適合這位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裝後才敢外出。溫妮帶著澤妮和津姬換乘幾次車到那裡，溫妮數月來第一次親手為納爾遜做飯，曼德拉同孩子們一起在花園裡散步。澤妮離去時帶著這樣的夢想：父親住的這所凌亂的房子是他們的家。
在利里斯利夫農場，「民族之矛」的謀士和他們的非國大的顧問能高效率地工作。與過去政策不同的一個主要變化是民族之矛計畫接收所有種族的人，儘管它的主要幹部都是非洲人。在極端孤立的環境下，患難與共產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們在制定計畫時激動不已。
可能採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種：破壞活動、游擊戰、恐怖活動和公開革命。他們決定採取破壞戰略，這是與他們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邏輯的選擇。曼德拉後來強調說，「進行破壞不會喪失生命」，「破壞戰略給未來的種族關係帶來了希望」。痛苦將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這項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將變成現實。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決定，還由於白人與黑人走向內戰的警鐘已經敲響。如果消除布爾人與英國人戰爭的傷痕需要半個多世紀的話，那麼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消除種族之間內戰的傷痕呢？
由於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國資本和貿易，他們希望「有計畫地破壞發電廠、干擾鐵路和電話通訊」將「嚇跑外資」，並「使工業區的貨物更難於按時抵達海港」。從長遠考慮，國家經濟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負擔一定會迫使選民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
曼德拉在總結中說「民族之矛要進行破壞，但它從一開始就嚴格指示其成員不得以任何理由傷人或殺人」。他領導全國最高指揮部，該部制定戰術和目標，並負責訓練和財務。另外，還建立了領導地區破壞小組的地區指揮部。
他們面臨著極大的困難。面對龐大而實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們必須使整個組織齊心協力，建立起大體與民族之矛計畫設想一致的行動小組。每個人應該知道多少情況？如何才能確保機密？以往非洲人一直開展公開鬥爭，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機密視為膽小。對非洲人來說，往來於各地總是很困難，電話又被竊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相距數百英里的各個中心之間進行聯繫呢？即使他們化了裝，也有根據通行證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險。
經過半個世紀的公開鬥爭、搜捕和關押，警察已經給多數政治活躍分子(即使不是全體)建起令人生畏的檔案。黑人警察幾乎與白人警察一樣多，全國到處都有告密的人。一個告密者可得130英鎊賞金，「先報者重賞」，那也就不足為怪了。
至於對實際目標的破壞，重要設施都把守得很嚴。再者個人還要冒極大的風險，並且有被判處死刑的可能。
伊麗莎白港長期以來一直是最富於戰鬥性的地區。在新布賴頓很快建立了21個行動小組，在誇扎克里鎮建立了33個。那裡的保安警察仍對蔑視運動期間黑人的反抗感到惱火，他們不僅將採取各種行動打擊破壞者，而且也不會放過任何小規模的政治活動。
與此同時，曼德拉的地下活動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網還沒有抓住他。但是他繼續冒險簡直是蠻幹。11月份，他巡視納塔爾和開普敦時險些出事：他穿戴著司機的外套和帽子，在約翰內斯堡街頭等車，預定接他的車沒能按時趕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過來，當那位警察盯著他的眼睛認出他來，他想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並沒有停下來，從他身邊走過，邊走邊使眼色，以非國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1961年12月標誌著一段歷史的結束與新時期的開始：當艾伯特·盧圖利酋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非國大非暴力的漫長歷史得到了承認。盧圖利堅持說，「功勞並不是我的，它屬於非洲人國民大會。我繼承的政策有50年歷史，我很樂意執行。」相隔不到一個星期，12月16日「英雄節」，按慣例非國大召開年會，這天「民族之矛」發動攻擊。破壞者們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對象徵性目標進行爆炸和破壞。有一位破壞者被炸死。
傳單宣布：「民族之矛」將以新的方式繼續進行鬥爭。宣言繼續寫道：
1962年1月初，曼德拉偷偷逃出南非。他在一位認識多年的朋友家裡與溫妮度過了最後一個夜晚。這座房子位於約翰內斯堡北郊的邊緣，很安全。他逃到衣索比亞，在那裡，海爾·塞拉西皇帝作為東道主主持泛非自由大會。曼德拉在令人激動的旅程中產生第一個感受是，一生中他第一次成為自由人。在亞的斯亞貝巴他見到了奧利弗·坦博，坦博安排他在大會講話。他受到了來自東部、中部和南部非洲代表的熱烈歡迎。在向對南非實行制裁，對難民和自由戰士提供避難的國家致謝後，他講到今後的鬥爭將是長期、複雜、艱苦的，需要民族最大限度的團結。他說：「赤裸裸的武力和暴力是南非政府公開使用的武器，用以鎮壓非洲人民的鬥爭，以壓制他們的意願。」他介紹了鎮壓政策、對政治領導人的迫害、叛國罪審判和沙佩維爾大規模拘捕、特蘭斯特緊急狀態法等情況。他還講到50年代農村地區廣泛的騷動和抗議及1961年「待在家中」的罷工運動。所有這一切都被警察和軍隊以殘暴的武力摧垮了。然而人民阻擋不住。非國大被取締的禁令發出後，它立即發表聲明，宣布蔑視政府的禁令，並將繼續開展地下活動。
他說時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前南非爭取自由的鬥爭究竟有多大力量？」
的確，國際上對南非政策的譴責相當強烈，對南非政府實行有效制裁的動議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迦納、奈及利亞和坦尚尼亞的積極倡議和通力協作下，南非被驅逐出英聯邦。「國際上不斷增長的對南非的壓力極大削弱了南非的國際地位，並且也極大地促進了南非國內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鬥爭。」
他讚揚了與葡萄牙人鎮壓進行鬥爭的勇敢的莫三比克人和安哥拉人，並接著說：
方式進行宣傳和開展鬥爭的機會對我們而言都不復存在。非洲人甚至失去了以靜靜地坐在家裡抗議政府壓迫政策的自由。去年5月罷工期間，警察挨家挨戶搜查，毆打非洲人，驅趕他們去上工……危機越來越嚴重。
事先並未宣布最高指揮部關於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