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年
在曼德拉、西蘇魯、坦博被警察押送到約翰內斯堡古老的福特監獄的同時，南非的軍用飛機還從全國各地運來不同種族的男人和婦女，把他們也監禁在這座監獄裡。這些被監禁的人當中有來自納塔爾的盧圖利酋長、奈克爾博士和伊斯梅爾·米爾，還有來自東開普的馬修斯教授。除了少數領導人之外，156名被告中大部分人是司機、職員、工廠工人、勞工、教員和家庭婦女。
被捕者中還有過去一直忠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如創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農·詹姆斯·卡拉塔，德蘭士瓦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報紙《新紀元》的編輯魯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師丈夫喬·斯洛沃，還有利蓮·恩戈伊和海倫·約瑟夫。這些囚犯來自南非社會的各個階層：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們一來到監獄就被按「歐洲人」和「非歐洲人」隔離起來。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別限制在各自地區的人們，現在被集中到兩間大牢房裡，能面對面地交談。按盧圖利的話說，是「無限期地」交談。保爾·約瑟夫是在學生時代第一次見到曼德拉的，現在進一步了解了他，並對他的謙虛態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講話從來不傷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僅感到快樂，還會有一種安全感。他好象先從人們那裡汲取力量，再將無窮的力量送還給人們。
一場「我們與領袖站在一起」的運動開展起來。里弗斯主教、亞歷克斯·赫普爾議員及阿倫·佩頓(勞工和自由黨派領導人)創立了「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基督教行動領導人坎農·約翰·柯林斯在倫敦發起成立一個國際援助基金。
頑固的阿非里卡人贊同政府「面臨險境」時所具有的警惕性。而美國學者格溫多倫·卡特教授和湯姆斯·卡里斯認為非洲人與白人之間的衝突與那道貌岸然的「叛國指控」程度之嚴重不分伯仲。但兩星期之後的1956年12月19日，預審開始時的氣氛卻熱鬧非凡而並非莊嚴肅穆。很多人唱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歌聚集在德里爾廳四周的街道上，審判將在德里爾廳進行。囚車裡面的犯人也在高唱歌曲。大廳是一個四處通風的昔日殖民者的遺物，驚惶失措的警察與被告人、觀眾及記者擠成一團。開庭了，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儼然是參加大會的代表團。法官剛一開口講話，便發現麥克風出了毛病，什麼也聽不到。法官只得在一陣笑聲之中宣布休庭。
轉天又有了新花招，被告們被關在鐵絲網籠子里。傑出的被告辯護律師們拒絕為遭到「野生動物一般待遇」的人們辯護。鐵籠子被撤走了。但外面卻傳來了槍聲：德里爾大廳外面的警察恐慌之際朝情緒尚平靜的人群開了槍。22人被打傷。在這一觸即發的時刻，約翰內斯堡主教和亞歷克斯·赫普爾兩位身材矮小的人走進氣憤的人群中，讓人們冷靜一下。同時警察上校也憤怒地訓斥他的部下。
由於一些被告被保釋出來，每天曼德拉都要開車把他們的幾個同伴從鎮里接到德里爾大廳來。他們在政府提交的指控書中和風馬牛不相及的證人供詞中找到不少笑話。檢察官講，他要證實被告是民族解放運動成員，該組織發言人宣傳過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有關社會和國家的論述，青年聯盟的行動綱領及曼德拉的演講和文字材料是指控人拿出的主要材料。政府還要證實自由憲章設想了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步驟，並將成為一場革命的序幕。辯護律師駁回了這一指控，明確宣布大會聯盟憲章所表達的宗旨。他辯解道：不只是156人在受審判，「而且他們以及成千上萬生活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人所公開信奉和表達的思想也在受審判。」
審判千篇一律，沒完沒了。大部分被告都遠離家鄉，倍受折磨，他們的家屬得到了辯護基金會的資助。曼德拉、坦博是少數能住在家裡並能有部分時間繼續工作的人。大批被查封材料成為指控中的證據，這裡邊包括有「葷湯」和「素湯」的標記。
午休時候，東開普合唱隊在大廳後面唱起了卡爾塔的《自由之歌》。與此同時，德蘭士瓦的領導人正在和亞歷山大鎮抵制公共汽車的組織者緊急磋商。40年代汽車票價的上漲激怒了老百姓，大約5萬多男女在長達4個月的時間長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勝利。政府不僅通過了提高僱員交通費補貼的法律，而且票價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盧圖利和其他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為了檢驗一下在審判期間受到影響的組織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發出了待在家裡的號召。在南非工會大會發出的每日1英鎊最低工資號召的支持下，罷工取得了巨大勝利，尤其是在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地區。曼德拉解釋了「待在家裡」一詞的意義。由於罷工需要糾察隊來阻止工廠的工人上班，而糾察隊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會便決定使用這一方法。
預審在9月份中止了很長一段時間。被告們正為能回家而興奮異常，約翰內斯堡城鎮發生暴亂的消息又使他們轉喜為憂。40多名非洲人被殺，很多人受傷。同過去一樣，政府拒絕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此事。市政會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是：暴亂的原因中包括種族隔離制度、流動勞工制度、貧困、缺少教育、缺少職業訓練、缺少娛樂設施以及「極不舒適」的火車——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車車廂擁擠不堪。司法部長將這些調查結果斥為毫無實際價值。
不久，人民群眾對強行設置班圖政權的不滿以及通行證法所帶來的無處不見的痛苦遭遇，在德蘭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應是將武裝警察派往這些地區。與坦博一起受理有關案件的曼德拉無法到出事現場查訪。他們克服重重困難仍然堅持開業。每天很早開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過煩人的一天後，晚上回到辦公室。周末，曼德拉還在奧蘭多開辦了一個法律「診所」。坦博原來想成為一名英國聖公會教士。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經接受坦博為聖職候選人，然而，當他被指控犯有叛國罪時，他放棄了這一希望。
正是通過坦博和亞德萊蒂·楚庫杜——他即將要娶的那位護士，曼德拉結識了溫妮·諾姆扎莫·馬迪基澤拉。還是在以叛國罪遭逮捕之前的一天，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食品店買東西，這時坦博和未婚妻開車過來，和他們在一起的是一位美貌超群、活潑可愛的年輕姑娘。納爾遜肯定知道她，奧利弗說，當她被任命為巴拉瓜尼醫院的第一個黑人衛生工作者時，雜誌上還刊登過她的照片。他接著說，她和他是同鄉，他稱呼她為「來自比扎那村的溫妮」。
當審判還在進行中。曼德拉給溫妮打電話，請她吃午飯。剛20歲出頭的溫妮十分敬畏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們，但她接受了邀請。這是一個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師工作，帶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館吃飯。他滿懷柔情，開心地看著溫妮第一次嘗到熱辣辣的咖喱時那副不自在的樣子。就是在吃午飯時，他也躲不過那些向他請教或打招呼的人。儘管他的一些同志覺得他孤傲，但他卻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給別人以時間和知識。
他和溫妮驅車到一片開闊的田野里散步。溫妮記得那次談話是請她幫助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會募捐。或許是廣闊的南非草原和空曠的天空，喚醒了他們對少年時代的回憶。曼德拉和溫妮少兒時代都放過牛、羊，熱愛特蘭斯凱的土地。溫妮的父親哥倫布·馬迪基澤拉曾擔任過學校校長。溫妮9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了，溫妮在去寄宿學校讀書前一直照顧弟妹。她的名字諾姆扎莫的意思是「經受考驗、勇於奮鬥的人」，那時候名副其實，此後也一直名副其實。
以後隨之而來的稱不上是談情說愛。「如果你想尋找浪漫，你不會找到，」溫妮這樣描述他們數月後友誼的發展。有時曼德拉的朋友把溫妮從醫院帶到體操房看他「汗流浹背」地鍛煉；有時曼德拉帶她到城市或郊區探望朋友。溫妮和曼德拉的兒子騰比相處很好。儘管她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但她也參加會議。當溫妮還在學校的時候，「團結運動」吸引過她。現在曼德拉又在開她的玩笑，向他的朋友們講述他是如何把溫妮從這個對立組織里解救出來的，她又是應該怎樣感謝他。溫妮儘管深深地愛著曼德拉，但仍敬畏他。溫妮一直不知道他已經離婚，直到一天曼德拉突然讓她去看望一位朋友雷·哈默。雷·哈默將為她製作新婚禮服。「你打算要幾個陪娘？」曼德拉問。溫妮的回答卻是：「婚禮何日舉行？」
溫妮的父親為女兒能嫁給一位如此重要而又令人愛戴的人而感到驕傲。但是他也有深深的不安：在特蘭斯凱，即使是城鎮里，離婚也被人另眼相看。王族家庭的離婚更是如此，他們必須要為人師表。溫妮能承受得住指責嗎？這種指責無法避免地會有一部分針對她。還有納爾遜3個孩子的問題，儘管這3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住在一起，但他們自然會來看望父親和繼母，而她是這樣的年輕。更何況，曼德拉還在接受叛國罪審判。
溫妮從曼德拉的氣質中確信她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