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6年
納爾遜和伊弗林·曼德拉有三個孩子：兩個男孩滕比基利(滕比)和馬克加圖，女兒馬卡基韋。曼德拉對他的家庭傾注了所有的愛。到了50年代中期，兩個男孩在奧蘭多的小學讀書，兄弟倆手足情深。一天曼德拉驅車帶亞德萊蒂·楚庫杜—奧利弗·坦博的未婚妻出門，身邊帶著小小年紀的馬克加圖。走著走著，他們趕上了一架馬車。曼德拉放慢速度，讓馬克加圖看清那幾匹馬，對他講起他自己童年時農村的牧畜。亞德萊蒂覺察到曼德拉流露出對夢想之中的田園世界所抱有的熱切嚮往。他多想把這種嚮往之情傳給他在奧蘭多現實中的孩子們。然而，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蕭瑟的曠野，成排成隊的小房子隱沒在裊裊炊煙之中。
曼德拉有律師資格。1952年他開始與坦博搭夥。後者是從教書改行干法律的。在約翰內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樓房內，他們的辦公室設在第二層。門上的銅牌上寫著「曼德拉和坦博」。這座屬於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樓房是少有的幾座可讓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儘管非洲人律師並非前所未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始人當中就有好幾個。但是，他們的聯合不只在本地，而且在特蘭斯凱也引起了轟動：「在我們土地上成長的律師，」一個滕布人歡呼道，「我們是多麼歡欣鼓舞啊！」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樣，性格各有所長，互為補充。曼德拉熱情奔放，對生活有著執著的追求。坦博則深思熟慮，不慌不忙。兩人同樣疾惡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多年來我們並肩工作，」坦博在曼德拉著作及講演集 的前言當中寫道：
幫結夥，將他們的憤怒發泄在社會身上。而正是社會把他們逼上犯罪與貧困的絕路上去。我們辦公室里那些淺黃色卷宗里裝著成千上萬個事例。如果說當我們開始合夥時我們還不是種族隔離的叛逆者的話，那麼我們在辦公室里的經歷也會改變我們的態度。我們自己從我們的社會集團中升到了專業技術階層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案例，每一次去獄中探訪委託人，都讓我們記得我們的人民正忍受著屈辱和苦難的煎熬。
「我想說，」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講道，「在這個國家裡，任何一個會思考的非洲人的全部生活都會驅使他的良知與法律兩者之間形成對抗……這種法律按照我們的觀點是不道德的、非正義的，也是無法容忍的。」
有許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處理7個案子。種族隔離制度使其中許多案子成為政治案。他們也受理民事和離婚案。曼德拉進而指出：
曼德拉和坦博聘請過的律師中還有喬·斯洛沃和哈羅德·沃爾佩，二人都是曼德拉就讀過的威特斯法學院的同學。他們也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很活躍。(沃爾佩年輕時覺得曼德拉對人友好但不親近，「一個心腸挺好的人」。)當曼德拉在低級法院出庭為他的委託人辯護時，如果他與執法官或警察直接發生對抗，他變得鋒芒畢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給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傭人辯護，他掃了一眼擺在那裡作證據的衣服，揀起一雙長統襪來當眾展示，然後問那位「太太」：「這是你的嗎？」「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實在是沒臉承認是她的。這個案子也就由此告終。
1954年，德蘭士瓦法律協會向最高法院請願，要求剝奪曼德拉的律師資格，理由是他犯有領導蔑視運動的罪過，該行為「與一個體面的行業成員所應具有的行為標準不合」。一位出名的辯護律師、約翰內斯堡律師協會主席沃爾特·波洛克出庭為曼德拉伸張正義。最高法院認為他的行為屬於個人權利，一個律師與他的人民一道為爭取政治權利而鬥爭，這絲毫不失體面，即使他的行為觸犯國家法律。法庭的判決站在曼德拉一邊，法律協會被判罰賠償金。
與此同時，非國大的工作繼續進行。曼德拉不顧禁令的約束，在城鎮里給學習小組講課。到了1953年禁令期滿的那一時刻，他和西蘇魯加入了特里弗·赫德爾斯頓神父的行列，在一家大電影院里發表演說，抗議強行驅逐索菲亞鎮的居民。5萬8千人在集團住區法的執行當中被從這個黑人郊區遷移。而這個地區是稀少的一個允許非洲人自由擁有土地的地區，他們在這裡能購買土地。這是一個重要的社區。儘管這裡有些部分擁擠不堪，並形成貧民窟，可這裡不像別的城鎮那樣單調和死氣沉沉。附近的白人郊區正向這裡擴展，他們想奪走這塊土地。
荷槍實彈的警察衝進這次合法的和平集會。西蘇魯和曼德拉讓憤怒的聽眾安靜下來，赫德爾斯頓則與警察爭執起來，警察警告他少管閑事。在他的《沒你的享受》一書中寫道，那一天他領教到了「極權主義和暴政的兇惡氣息」。這促使他下定決心：讓真情公佈於天下。聽眾嚴守秩序，叫罵和噓聲很快被歌聲淹沒了。
索菲亞鎮的毀滅是駭人聽聞的強迫遷移中的第一次。遷移帶來了許多年過後仍無窮盡的深重災難。在這片廢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區所起的名字「特萊歐弗」，包含了這樣的意思。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僅在兩年之內不得參加集會和不能離開約翰內斯堡，而且還被迫退出非國大和所有與其有聯繫的組織。這次同樣不經過審訊，也沒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進行中的抗議西部地區遷移的活動，雖然作為律師他仍能為抵抗警方行動而出謀劃策。
儘管他被禁止參加德蘭士瓦的非國大年度會議，他還是能夠與他的人民進行交流。為了做到這一點，德蘭士瓦的執行主席宣讀了他的主席發言。在發言中，曼德拉回顧了最近產生的能讓政府「為鎮壓我們的運動使用最殘暴、最無情的手段而製造條件」的立法。他還講述了「全國行動委員會」所擬定的一項計畫。這項計畫制定出了新的鬥爭方式，以後稱之為「M」計畫。M即曼德拉名字的頭一個字母。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場所舉行會議變得越來越困難——大會必須得到准許才能在城鎮和市區召開——曼德拉設計出建立基層組織的方法：在城鎮里挨家挨戶發動群眾，動員人們在工廠、火車、公共汽車和家裡集會。他告誡人們提防告密者和偽裝的煽動分子，甚至混入大會成員中的警察，並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樣，一場革命正在醞釀中。徹底粉碎壓迫者的鐐銬，是這個國家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決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魯的話作為結束語：「你們能夠看得到，『自由之路無坦途』……」
在曼德拉受禁令管制的那些年月里，他的活動中包括為左翼刊物《解放》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他還是《戰鬥言論》的編委，該雜誌是由魯思·弗斯特主編的政治及文學月刊。他表達了對他的人民為生存而奮鬥的日常細節的了解。他在1953年寫道：
家庭的支付能力……他們穿不夠穿，住沒處住，也沒錢看病。他們得不到領取失業、生病、傷殘和老年救濟的權利。即使拿得到津貼，那點錢也不能維持生計。正因為缺乏適當的醫療條件，我們的人民受到肺結核、性病、麻風病、糙皮病和嬰兒高死亡率這類命魔的侵襲……
1955年他論述了有關「流入控制」法律和遷移勞工制度。後者對於家庭和農村地區都產生了影響：
特蘭斯凱就要被宣布為一個班圖斯坦，或是稱作「家園」，儘管政府委派的湯姆林森委員會的調查說，這裡落後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只能養活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曼德拉以自己的豐富知識描寫這一地區是「這個國家最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貯存地」。
他寫道：
土著事務部部長H·F·維沃爾德博士所設想的班圖斯坦，是為了應付聲勢日益浩大的國際指責。班圖人將在他們自己的區域內「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占國家87% 面積的白人地域里，300萬白人將統治600萬非洲人、150萬有色人和50萬印度人。大約500萬非洲人將被限制在另外13% 面積土地上的260個狹小和彼此隔離的農村貧民區里。在那裡他們的權利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維沃爾德也是班圖教育的設計人。他宣稱：非洲人「兩腳都應站在保留地里！」他們的教育應該紮根在「班圖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之中。」由此而言，他們主要用本族語言來接受初等教育。
「這位部長，」曼德拉評價道，「把目標解釋得一清二楚……教育我們的孩子說非洲人比歐洲人低劣。」這一政策意味著「在一個巴斯卡普(主子統治)的社會裡永久地奴役人民。」非洲人教育將要被從那些傳授黑白人平等的人(教會人員)手中奪走。維沃爾德宣稱教會和教會人員將被驅逐出去，因為「他們在土著人的思想中灌輸了不該有的希望。」
50年代，白人學生的教育經費是每人44英鎊。亞洲人和有色人學生每人19英鎊，而非洲人學生每人不到8英鎊。班圖教育被強制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