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
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為蔑視運動全國志願者總指揮，他的副手是毛爾雅·卡恰利亞。後者的父親曾是1907年與甘地齊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訪開普、納塔爾和德蘭士瓦，在城鎮里走家串戶，講解他們的計畫，有時一講就是一夜。他的任務是鼓起人們的勇氣，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戰，以達到推翻壓迫的目的。有時奧利弗·坦博和他一同出訪。和往常一樣，在小城鎮和專為白人建立的村莊里，黑人總會遇到麻煩。唯一乘得上的火車也許深夜才能到達，沒有供黑人使用的旅館和計程車。城鎮黑人人家也沒有電話。這就意味著要走好幾英里才能抵達目的地，敲開看來象可靠人家的門。有時他們受到熱情的陌生人的歡迎，也有時被膽小的人拒之門外。
實際上莫羅卡博士放棄了在塔巴·恩丘的繁忙事務，此時西蘇魯在約翰內斯堡的非國大總部承擔著主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們寫信給馬蘭總理，指出非國大長期以來致力於通過憲法手段爭取實現非洲人的合法要求。而政府從未理睬過合作的要求，多年來卻不斷加劇鎮壓，致使如今到了「事關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對非國大來說，保持沉默就是背叛自己的使命。那些加劇緊張局勢的法律當中包括通行證法、集團住區法和鎮壓共產主義法。如果政府不取消這些法律，大會將在4月6日舉行示威，作為蔑視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動。
從總理秘書那裡傳出來的是乾巴巴的回答。他指責西蘇魯不去與土著事務部部長進行交涉，並對他代表非國大講話提出質疑。他說：班圖人應被視為與歐洲人無差異的說法自相矛盾，「特別是當考慮到這些區別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為的。」政府無意取消那些法律，因無論怎麼說這些法律都不是壓迫性和卑劣的。它們屬於「防範性」的。如果非國大按其聲明一意孤行，政府將充分運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動亂，並會「恰當處置那些發動顛覆活動的人」。
莫羅卡和西蘇魯回答說：非國大從沒有將土著事務部視為「正當渠道」。他們又說，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生物學」，而在於「公民權」。「只要涉及到種族尊嚴，非洲人民不會向任何人讓步。」恰恰出於這一原因，他們正在為獲取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基本人權而進行抗爭。他們最後說，人們已沒有其它選擇，只有發動群眾運動。「我們願意強調聲明：我們旨在和平地開展這場運動。無論什麼動亂，即使發生，也不會是我們所為。」
4月6日，當白人們慶祝荷蘭人在開普登陸300周年時，非洲人也聚集到各個中心：在東開普，數萬人聚集在一起為自由祈禱；在約翰內斯堡，莫羅卡博士面對著自由廣場上的群眾發表演說，號召人們莊嚴宣誓：我們要把我們頭腦中、身體中和心靈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要讓我們的惡劣生活環境不再持續。他號召組成蔑視法律的萬人志願者隊伍。
曼德拉和卡恰利亞以非常嚴肅的態度開始招募志願者。曼德拉在服裝工人工會禮堂對大約2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發表講話，對他們進行指導並出主意。他指出：當局會試圖恐嚇人們，並且會對首批志願者特別殘暴。但無論出現什麼樣的挑釁，他們都絕不能還手。最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遵守紀律。絕不能亂吵亂鬧或出現任何酗酒現象。志願者必須保持尊嚴，昂首挺胸，提高警惕，並且要乾淨整潔。一位印度人說，曼德拉與志願者們很快就建立了親密友情，他自己也學會了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
曼德拉來到開普敦。一個對這個國家種族歧視現象早已熟視無睹的南非白人是這樣描繪他：「我發現人們都轉過身去盯著馬路的另一邊看，我看到了這個人的雄姿。他儀錶堂堂。不光是黑人，連白人、包括白人婦女也都轉過身去崇敬地望著他。」
在德班的一個「志願者日」，曼德拉麵對成千上萬人發表演說。不僅是非洲人，印度人也在誓言上簽名。曼德拉發表了對他個人亦有重大意義的聲明：「我們能夠說，這個國家的非歐洲人民的大團結已經成為現實。」
非國大的納塔爾主席是盧圖利酋長。他較晚擔任大會領導職務。他和奈克爾博士全身投入到了這場運動之中。意義深遠的歷史新篇章將在這裡揭開。印度人特別為他們加入到非洲人的自由歌聲中這一新經歷而感動。這些歌聲伴隨著每一名前來的志願者。
政府的第一次報復行為是以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為依據列出500名男女名單。這樣，這些人組織集會或發表演說就成了非法行為。馬克斯、科塔尼和達杜召集起群眾集合以示抗議，但立即遭到逮捕並被關押了幾個星期。
6月26日是非國大1950年號召全國大罷工的周年紀念日。運動就從這一天開始。在冬天的早晨，一群鬥志旺盛的志願者，有男人也有婦女，從新布賴頓鎮出發步行去伊麗莎白港。他們戴著非國大的臂章，高呼「馬伊布耶！阿非利加！」 他們歡呼著前進，穿過標有「只准歐洲人進入」的火車站入口，在那裡遭到嚴陣以待警察們的逮捕。他們被帶到車站的另一側，令他們高興的是還要通過一座「只准歐洲人進入」的橋樑。一整車廂的非洲人發出喝彩聲。這群人中的領頭人被判30天徒刑，其餘的人被判15天的監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蘭士瓦，一位老資格的甘地主義者納納·西塔和西蘇魯一道帶領著52名蔑視運動參加者進入了一塊非當地居民未經許可不得進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這天晚上，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召開會議。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1點：此時正是宵禁時間，非洲人須有特別准許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繼續組織群眾，但是這時他發現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經逮走了志願人員，志願者高唱著他們自己的國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車，被送往監獄。
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獄經歷。他後來描繪道：
曼德拉獲釋後，他看到這場運動象「野火般」地傳播開來。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人、醫生、律師、教師、學生和牧師都起來蔑視種族隔離制度。老一輩蔑視運動的參加者們回憶起早年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那時他們的目標只是證明他們自己是有責任感的公民。現在他們抱著發動一場根本性變革的期望面對著白人當局，精神倍加振奮。自由之歌成了這場運動的象徵。有一首歌這樣唱道：「我們非洲人！我們非洲人！我們為我們的土地哭泣。他們奪走了它，他們奪走了它，他們是歐洲人。他們必須讓我們國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馬蘭！打開牢門，我們要進去，我們志願者……」
當沃爾特·西蘇魯被帶上法庭時，他為在7月參加蔑視運動的1500人辯護說：「只要我在我的人民當中享有威望，只要在我身上還有一點點生命力和能量，我就會抱定取消種族歧視法律和爭取南非非洲人自由的信念，勇敢地戰鬥。」他是那些寧願在牢房裡被關上一星期也不肯交罰金人們中的一個。
7月30日，警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襲擊住房和辦公室，並逮捕了莫羅卡、曼德拉、西蘇魯、達杜和卡恰利亞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們犯有煽動共產主義罪。此案雖然停審，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們參加運動的熱情。到了10月初，又有幾千名志願者被投入監獄。
同時，盧圖利酋長收到一項最後通諜：或者退出非國大，或者放棄祖魯格勞特維爾地區酋長職位。他的答覆則是到非國大大會上發表演說。在那裡，他聽到人們對他的熱烈歡呼聲。
4個月後，運動的最後一幕將要開始：發出全體人民共同參加蔑視運動的號召。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這一步，政府將無法實施某些法律。當然它不會輕易認輸，只有繼續增加巨大的壓力才能實現這一步。非洲人已經行動起來，只有一種辦法能使他們放棄行動：這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賴頓火車站，一個白人警察向兩個據稱偷了一罐油漆並拒捕的非洲人開槍。隨後的一場混戰中，這個警察開了不止20槍，然後溜之大吉。留下一群憤怒的群眾，他們向火車站發動攻擊，開始了一場暴亂。7個非洲人和4個歐洲人(無1人是警察)被打死，27人受傷。
西蘇魯立即趕到現場調查。非國大譴責這種暴力行為，並要求進行司法調查。然而政府的反應卻是將警察的鎮壓行為進一步升級，在整個開普省禁止集會並更加嚴格地實施通行證法。在一次非國大舉行抗議罷工後，僱主竟解僱了上千名工人。在金伯利和東倫敦還發生了暴亂，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更多的人受了傷。在東倫敦，人們一見白人就打。他們先看到了一位跑來救護受傷者的修女和一位保險業業務員，兩者均被打死。
政府一再拒絕按非國大多次提出的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並且將混亂的罪責加在蔑視運動身上。這一作法使人們更相信，新布賴頓和金伯利的暴亂是姦細蓄意煽動的，用以借口鎮壓蔑視運動。一位學術界觀察家利奧·庫珀教授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能把抵抗運動和動亂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