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51年
1941年，曼德拉——一個引人注目，有著自然威嚴風度、身強體壯的年輕人，成了成千上萬擁向約翰內斯堡人群中的一員。兩年前，南非在史末資將軍領導下加入英國及其盟國一方，對希特勒德國和墨索里尼義大利進行戰爭。戰時工業對勞工有大量需求。
坐鄉間公共汽車，然後又坐火車(在一節標有「非歐洲人」的車廂里)，曼德拉一路北上，經過納塔爾進入德蘭士瓦的高地疏林草原，直到堆有黃砂的礦區渣坑所標誌的金城埃戈利郊區。他突然被推進一個高樓林立的新世界，車輛往來快得令人目眩，各種膚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奔走繁忙。城區和白人居住的寬闊市郊，到處是繁榮的景象。可是非洲人——「土著人」——卻被限制在許多「郊區土著人鄉鎮」和城市的貧民區內。這些貧民區居民擁擠，衛生條件極差，沒有電、沒有柏油馬路，也沒有電話，可不斷地受到警察的抄查，搜尋那些違反通行證法和違反禁酒法的人。騷亂紛起，家庭瓦解，罪案頻增。對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非洲人來說，這些就是種族歧視下的嚴酷現實。曼德拉的政治教育開始了。
他從童年起所受的訓練是過體面、有地位和受保護的生活，而現在他被投進城市生存的熔爐。第一件事是找一個工作，而最好的希望在礦上。許多年後他很有趣地回憶這段往事：他被錄用在皇冠礦當一名警察，答應不久將提升他當辦事員。他帶著圓頭棍和口哨，守在通往黑人礦工住區的大門旁。可沒幾天大酋長的一個代表跟蹤而來，於是他再次逃跑。
他在亞歷山大找了一間房。亞歷山大是約翰內斯堡東北邊緣一個雜亂的市鎮。有個熟人建議他去見「一個叫沃爾特·西蘇魯的人」，說可以給他出好主意。西蘇魯比他年長几歲，也來自特蘭斯凱，受過嚴格的宗教教育。他非常了解被列為「土著人」意味著什麼：在礦上他曾經拿著尖鋤、鐵杴在地面下1英里處幹活；他在一個白人家裡當過「廚工」；他在一系列的工廠里工作過，同不公道的老闆發生衝突。與此同時，通過函授他讀完了初級證書課程。他和母親住一起，她為白人家庭乾洗衣活。曼德拉與他見面時，他正在城裡開一家地產介紹所，經營尚能為黑人使用的享有自由保有權的土地。他立刻給這位年輕的新來者一個工作，每月2鎊外加傭金。
曼德拉訴說他早年想學法律的志向，於是西蘇魯提供經濟援助，使他能夠通過函授課程取得文學士學位。西蘇魯還借給他一筆錢買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參加畢業典禮，後又把他介紹給一家白人律師事務所。於是他一方面利用業餘時間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讀法律，一面繼續當學徒。
在這裡，曼德拉第一次直接同「歐洲人」打交道——當時人們都這樣稱呼白人。在特蘭斯凱，白人是地方長官、商人和教師；現在曼德拉為他們工作，和他們在一起。他一到辦公室，那位資深的打字員就向他說明：「你看，納爾遜，我們這裡沒有種族歧視。傭人送茶時，你就從盤上取你自己的茶。我們已為你和高爾買了兩個新杯子。你們必須用它，告訴高爾一下。注意點，他影響不好。」
高爾·拉代貝也是這家事務所的一個辦事員，小個子，比較高傲，政治上激進。曼德拉告訴他新杯子的事時，他的回答說：「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來，拉代貝避開新杯子，故意挑一個舊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爭吵，也不想和打字員爭吵，裝著不想喝茶。
另一個打字員在沒事做的時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當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時，一位白人顧客走進辦公室。這個女孩子顯然很窘。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級，她從錢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說：「納爾遜，請給我到化學商品店買點香波。」
他帶著幽默感講述著這類小事。當白人的偏見和愚昧指向他本人時，他的反應總帶著這種幽默感；當指向不能自衛的人民時他就極為憤怒。
在當學生的時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結婚。她是一位漂亮說話溫柔的護士，在市立深礦醫院工作。他們在奧蘭多安家。奧蘭多是正在擴展的市鎮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擠滿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約翰內斯堡的西南大約10英里(這一帶後來名叫索韋托，那是「西南部市鎮」這幾個字字頭的縮寫)。西蘇魯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護士。奧利弗·坦博這時也已來到約翰內斯堡，在聖彼得學校教自然科學和物理課。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業餘課程很艱巨；而且他缺乏適當的學習設備，還有長途火車旅行和夜裡11點鐘的宵禁。他跟著當學徒的這家事務所里的一位波蘭猶太人，對他很好，使他永遠感激。那位同事給他種種鼓勵，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師，從而「贏得各界居民的尊敬」，還要他躲開政治。
但曼德拉無法這樣束縛自己。他越來越認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義者，而不僅是一個滕布人；他被非洲人國民大會所吸引。沃爾特·西蘇魯已是一名成員，他還鼓勵坦博和曼德拉投身於黑人政治團體中這個歷史最久和堅定不移的組織。可在1942年，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時衰落失去許多會員，他們分裂出去組織非洲民主黨。這三個朋友(坦博後來這樣稱呼他們)認為這樣是錯誤的，他們自己的職責應是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來推進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從那以後，他們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國民大會活躍起來，並證明了他們是歷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非洲人國民大會(原來叫作南非土著人國民大會)創立於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國民黨的前兩年。四名青年律師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領導下在布隆方丹鎮召開一次代表大會。塞梅本人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和英國法學協會學習回來。他們的目標是團結自己的民族。塞梅認為，部族傾軋是歪門邪道，是造成一切災難、落後和愚昧的原因。他堅持，「我們必須著眼於更大的政治，因為我們是一個民族」。
酋長們和他們的部下、各政治團體的領導人、牧師、教師、記者和律師們走到一起，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事件。他們從南非各地以及英屬貝亞納、巴蘇托蘭和史瓦濟蘭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語言的差異，克服了農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閡。教育家約翰·杜貝被選為全國主席，塞梅當了司庫，自學成才的報社編輯和小說家索爾·T·普拉吉被任命為總書記。這個組織以美國國會為原型，也含有英國議會的結構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議長和一個由酋長組成上議院。他們的宗旨是鼓吹在議會、教育、工業和行政方面廢除種族歧視。一位代表在半個世紀後回憶說：「我們當時夢想著有一天出現變革，非洲人坐在議會裡並且能夠自由購買土地。」
他們的確是非洲人民族主義者，但並不是反白人。也不簡單是因為他們的教育將他們引向謀求在白人的政治結構中分一杯羹，反對白人種族主義本身就包含著不許用黑人種族主義以牙還牙。在以後幾十年中，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未背離它對種族主義的否定。
那場第一次莊嚴的集會還念了祈禱文，唱了一首由科薩族作曲家伊諾克·索通加寫的讚美詩《上帝賜福非洲》。這首歌成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會歌和南非黑人的國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獨立的非洲國家採用為國歌)。1925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有了一面旗幟：黑色代表人民，綠色代表土地，金黃色代表資源。
此後是漫長的抗議歲月，反對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為。抗議表現為示威遊行和集會，表現為派代表團和請願。這種非暴力抗議得到的唯一答覆是加緊鎮壓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說，成為一個清談的場所。此時有一位來自東開普省克拉多克的聖公會牧師詹姆斯·卡拉塔，不顧嚴重的疾病和貧困，開始頑強地復活這個組織。此前，他已被任命為總書記。A·B·克蘇馬博士充實進來擔任新的全國主席，保證了那場復活運動。遊歷廣泛、經驗豐富的克蘇馬在約翰內斯堡開業行醫，生意興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識界人士往來，其中有Z·K·馬修斯，他是黑爾堡大學教授「社會人類學」和「土著法與政府」的講師，在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聲名。1936年，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爾佐格的種族隔離法案所震驚，此後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他開始起重要作用，就象曼德拉和坦博這些能幹的青年人一樣。後者在黑爾堡捲入了學生運動，此時也正在嶄露頭角。
這是一個人心騷動的時刻：工業發展帶來了外國的投資迅速增長，而外國投資靠著廉價勞動力獲得高額利潤。給黑人的工資通常低於最低生活水平，各種非洲人工會正在變得更富有戰鬥性。可是，當工人們向這種制度挑戰時，僱主和國家聯合起來施加壓力：1942年發生的一系列罷工遭到史末資的「戰時措施第145號」的反擊，這個法令宣布非洲人舉行的一切罷工都是非法的。儘管如此，罷工繼續進行。在亞歷山大，人們罷乘以反對公共汽車票價上漲，他們太窮了，付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