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喪事不是演戲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這是講喪事，我們看到四書五經，尤其在《論語》中，很多次都說到喪事，以現在年輕人的觀念來說，講死人的問題太多了，這也是一個問題。儒家為什麼對於喪事——死人的問題講了那麼多？我們要了解兩個道理：第一要了解所謂人生，只有生與死兩件大事，這兩個階段就是兩頭，好比天象一樣，早晨和夜晚；或如一年的過程從正月到年底，就是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生問題的重點，在於養生送死。西方文化的重點只有一半，養生非常重要。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老年人可憐得很，因為他們對送死不是太重視的。中國則顧到兩頭，養生與送死，因此自古對喪禮就非常重視。但是這種重視，產生了一個流弊，在春秋戰國時，喪禮的繁複，討厭到極點：一副棺材有三套，所謂衣、櫬、棺、槨。朱熹有一部著作專門講這些的，如土葬還要放木炭石灰等等，說來也蠻科學的。有的地方則不同，天葬的掛在樹上給鳥吃了，水葬的丟在海里就葬了，簡單得很。而中國的喪禮很繁，繁得過分了，所以當時有人出來反對。孔子以後的墨子，也是最反對重視喪禮的一個。他討厭透了這些，所以《墨子》里有一篇《節喪》，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認為這是很大的浪費，很不應該的，這也是墨子經濟道德觀點。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節省是反對的。在《禮記》上有規定，對喪禮是有所修正的，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歷史文化的事實問題。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屬於人類文化的，我們可以不用這個「喪」字，我們研究古書，對這個「喪」字，並不須要頭大，如果思想貫通起來，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都是一樣的。我們說過，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由宗教發展為哲學，由哲學發展為現在的科學，這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對於世界上的宗教，我們就以比較宗教來講好了，這也是近年以來在大學裡一門新興的學科，哈佛大學等都有這個系，對每個宗教的教義、哲學理論、方法，都作一個客觀的比較，我們以比較宗教的立場來看，先不談教義，每個宗教首先講人死問題，而且每個宗教都是專管死人的，教人不要怕死，死了以後到我這裡來，好像每個宗教教主都開了一家觀光飯店，招攬生意：「到我天堂上來，我的天堂第一。」有的說「你到我西方極樂世界，招待周到，非常清凈。」好像我們當年到了上海，一上碼頭，很多打燈籠的旅館茶房來拉生意一樣。為什麼每個宗教都如此，都管死的事，沒有管生的事？這一點唯有我們中國文化值得自豪，我們中國文化很少談到宗教，我們固然管死，但也管生的，你們站在殯儀館門口看，看得很可憐，每天都有抬出去，有時候每個廳還排隊，上午下午都忙不過來。可是中國文化，是站在婦產科門口看，天天看到孩子抱出來，沒有什麼悲哀，你那裡抬走一個，我這裡抱出兩個，高興得很，「生生不息」。這是西方原始文化與中國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點。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不管如何，都對於生命的生與死的問題在研究。生與死的確是個大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喪禮的境界，古人為什麼到處提到喪禮的內涵，它包括的問題有這樣大，並不簡單，我們不要輕視它。
現在回到書上：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的思想是根據孔子的傳統來的，他對於當時社會風其中，對喪禮過分的鋪張，有一個修正的論調，認為辦喪事要誠心哀痛就夠了，表面上辦得非常鋪張，辦得非常隆重，內心沒有一點哀痛，外面的禮貌再好，仍不是喪禮的精神。古代就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上述的觀念，如果現在寫文章，便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寫好幾評論文批評這個事。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句話對年輕學生講，一定會引起反感，他們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學問與時代沒有辦法配合。我們這一輩知道，中國舊式社會因幾千年來的習俗，有的地方，可以出錢僱人來哭喪的，那種喪聲，比唱歌還好聽，就有專門以替喪家哭死人賺錢維生的人，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流弊。而且這種風氣，過去在廣東、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因為這是漢唐文化的遺風。這種替人哭喪的人名為「挽郎」，等於現在出殯行列中的中西大樂隊，因此子游提出這個主張來，修正這種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這是孔子死後，同學們互相的評論，大家關起門來的檢討。這一篇是子張開始，所以這裡討論到子張。子遊說，我們的同學子張，作人的確了不起，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事情，他去做了，困難的事情，他敢去負責任，敢去挑這個擔子，而達到任務。這一點子張做到了，但是還沒有達到夫子那個仁的境界。
這是子游對子張的評論。曾子也隨著附和，認為子張是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但是他修養的內涵，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這是用曾子的話，說明學問的道理，這裡又提到喪事，他說，據我當年聽到夫子（指孔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這是一個問題了。自致是自動自發，就是說自動自發的人幾乎是沒有，雖然有這個心情，但很難構成有恆的行為，而能夠達到最後目標的很少。這個話看起來很空洞，但孔門的道統比較注重內心自省的修養，這也是求學問仁的中心。所以這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很難做到自己肯責備自己，乃至由自己內心的反省，而到達了聖人的境界，這是很少的事例。換句話說，就是任何一件事，都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出於不得已，完全出於主動的很少，例如有一件事——打牌，三缺一的時候，還跑很遠的路去拉一個人，這是出於自致。但以心理學來研究，這也不是出於自致，因為打牌這個娛樂就不是靠自己來的，而是靠幾個人湊合成一種環境而影響來的。所以真正由自己內心自發，自致，達於仁的境界，的確非常少。嚴格的說，一定要講，哪一件事情是比較自發的呢？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話「必也親喪乎！」一定說起來，只有父母死了的時候，內心真覺得悲哀，那種悲哀是自然的，可以勉強說純粹是自發的悲哀。但是注意「必也」兩個字，就是「勉強、一定、硬是要說的話」的意思，實際上那種悲哀，有時候也是迫於不得已，而並不是真情。（所以說中國古文，虛字里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一個人內心的情感與良心，真正能自發自致的畢竟太難。這節書看起來很簡單，如以心理學、哲學來看，可發揮的地方太多了。
繼往開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這是歷史哲學的問題。孟莊子是古代的世家，魯國世襲的大夫，姓仲學，名速，他的父親孟獻子，名蔑。孔子當時說，孟莊子可真是一個孝子，他對於父母的孝行來說，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像我有一個朋友，六十幾歲了，也是白髮蒼蒼，事業很大，工作忙得很，家中有八十多歲的老父，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親吃飯，否則他父親就吃不下飯，有時父親還罵他，甚至用手杖打他，他趕緊跪下來給父親打，但這些孝行還不算太難。）孔子說，最難做得到的，是孟莊子承繼高位以後，對於他父親原來用的這班老幹部，並不改變，同他父親一樣待他們，沒有變更，而且對於父親的政策，繼續執行。這兩句話實在道理很多。歷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態，秦漢以前的宗法社會與秦漢以後又不同，與現在更不同，現在社會假使和古代一樣，那就糟了。現在是工商社會科學時代。春秋戰國不但是農業社會，而且還保留濃厚的宗法社會形態，非常保守的，那時是敬老尊賢，重視前人的經驗。現在重視年輕人，著重求新求變。這又是歷史文化一個大問題，將來是不是人類整個文化會走回頭路？這很難說，看歷史的演變，說不定會走回頭路。這是第一點。
這段書還要注意的，中國講孝道，曾子著了一部書，後來列為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嚴格研究孝道，這中間也有些問題，如果我們每個家庭的孩子都是狹義的孝子，那就不會有人去革命了，大家都去當孝子，這個社會還是不會有進步的。所以孝與不孝之間，存在著問題。後來發展到孝與忠是相關連的，但後來又變成忠於一人；忠於一事的狹義的忠。實際上講孝道，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這本《孝經》，其中說到孝道的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愛，愛要擴充到愛天下人，就是大孝於天下，
後世所提倡的忠，就是孝的發揮。因此唐宋之後，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名言。一個人對父母家庭有真感情，他如出來為天下國家獻身，就一定真有責任感。古代的「忠」，現在的名稱就是一個大的責任感，不過這兩個詞句作一比較，我認為還是中國古代的「忠」更好，因為「責任」只是法治的觀念，而法治觀念產生的流弊，就是會在我們的思想上產生有價值沒有價值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又何必盡這個責任？中國古代的文化則不談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