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孟子說（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上政治哲學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別留意，不可只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並沒有用心去答覆。其實他說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惡乎定」，這個定天下的問題。他問的是如何「定」天下，並不是說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定」字與「安」字，用在這裡，就大有分別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學》一書的觀念來講，「定而後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別。
我們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時在戰國互相吞併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再看一看《戰國策》
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於魏國當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天下惡乎定」的問話，並沒有錯。錯只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態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三國演義》上所描寫劉備三顧茅廬問計於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當時的寫照。只是劉玄德冒著寒風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風範，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後千餘年來，生當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思想的原動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權，便從此建立。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財產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化家為國」。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定天下」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定天下」的霸業思想上去答覆梁襄王的問題。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梁襄王行仁政開始。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牛頭不對馬嘴，所問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時人主們的喜好了。由於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王道學術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於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說天下定於一，並沒有說只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一」上。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於是顛倒了它的邏輯，跟著便問：「孰能一之？」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將錯就錯，他知道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於是把它向當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並不多。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約略講過，不必重複討論。
如果要認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真的。只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尤其古代由於印刷不發達，所以古文盡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意又深又多，於是後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陽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歐陽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於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大標題。有一個說：「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有一個說：「馬逸於街衢，卧犬遭之而斃。」歐陽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歷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他們就問歐陽修，那麼你準備怎麼寫？歐陽修說：「逸馬殺犬於道」六個字就清楚了。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實，時代愈向後來，思想愈繁複，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
定於一
如孟子這一段中，一句「定於一」的答詞，非常有趣，而且內涵深遠，是對中國政治哲學的至高原則而言，既不是指一個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說某一種方法，當然也不是光指仁或義。因為仁和義，也只是政治行為之一，是實施一種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為而已。所以「不嗜殺人」，也是針對當時好作亂好殺伐的政治風氣，一種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為。在戰國當時，或任何一個混亂的時代中，這是值得天下歸心的作為。如果以現代民主思想的眼光來看，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道理。除非好殺成性的暴力主義者，或是今天國際政治上鬧笑話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這句「定於一」的答話，一聽進梁襄王的耳朵里，他腦子裡的觀念反應，卻一變而成為「天下可定於一個人的手裡」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問出哪個能夠一統天下的問題來，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誤解，使孟子再也無法發揮「定於一」
的高度哲學理論，只好隨著他所能了解的方向，一變話題，轉而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對於這句話在邏輯上的分析，或許不夠清楚，同時又不肯引用翻譯式西方邏輯那些名詞和術語來表達，只好憑諸位高明，自己去體會其間會心之處。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禪宗大師們的一個故事，作為參考。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寒光十四州。」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詩僧貫休，他為越王錢鏐所作的名句。錢鏐看了很高興，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變成四十州。
他不肯，便說，州也不能添，詩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錢鏐處不來，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寫出「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平山的的來」的千古名句。有一次貫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其中有「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的兩句名言。他拿去看當時有名的禪宗大師石霜禪師，認為是自己明心見性的悟道之作。石霜看了詩，便放在一邊，轉過來問他：「如何是此心啊？」這一下，問得貫休和尚啞口無言，無法對答。石霜禪師便說：「你不知道，就問我。」貫休不覺脫口問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禪師一笑而答說：「能有幾人知。」你看，懂了這個邏輯運用的關係，便同樣可以了解孟子這一節天下「定於一」，和梁襄王問答的要點了。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說了這些閑話，我們再回頭來討論這個中國政治學上「定於一」的問題。講起來，實在牽涉太多，也太難。不但孟子指出「定於一」，我們且把後世自稱為正統儒家們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話搬出來看看，他同樣也有中國政治哲學有關「一」的思想。老子曾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天下平。」
老子這個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頭而來的「定於一」，是不是一個模子，如出一轍呢？實在值得慎思，明辨。
綜合起來，這個「一」的問題，如果和專講內聖外王之學的《大學》《中庸》
的內聖之學相提並論，那麼《大學》的「明德」和「慎獨」，以及《中庸》的「中和」和「誠明」串通一氣，發而揮之，豈非又是一部專論嗎？雖然，孟子這裡的「一」，也可以說是一個中心思想——實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為外王之學來講，那麼，孟子所講天下「定於一」的道理，便可認為是中國歷史哲學的不二法門，必須要「天下統一」或「天下一統」，才有長久的安定。我們只要仔細研究秦、漢以後歷史，凡是不得統一的時代，它的禍亂也始終不得平靜。這已成為中國歷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則。因此自孟子以後，影響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著孟子這個論斷的觀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動的人，也都是拿它來做口號。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為號召的或真心為國家天下的，對於這個「定於一」
的理論，當然都無可非議。事實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門，當然無可非議。
可是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到處都是假借孔孟之學的大盜而兼神偷，真如莊子所謂連仁義之道也被他們偷盜而用了。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孟子只說了一句天下「定於一」三個字，他並沒有說定於一人啊！而歷代的帝王們，卻生吞活剝地把「定於一」三個字，硬生生地拉到定於一人，而且一定是定於我了。你看這有多滑稽！
現在問題不要扯得太遠，免得與講孟子的本意大相逕庭，暫時到此打住。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這段對話中機鋒轉語的關鍵，不要隨便忽略。
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里，有一個中心思想——「邪不勝正」——這是一項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