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了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只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里，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
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里，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
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確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只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只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彆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只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
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迹，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里，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2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洒洒，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凄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屍子、長廬、吁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只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干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凄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