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登翰
對於現代中國人，香港曾經是壓在他們心上的一塊「病」，中國滿目瘡痍、備受欺侮的現代史，就是從香港開篇的。然而，在某個國門鎖閉、萬馬齊喑的時候，香港又曾經是人們心上的一個夢：香港的繁華和現代化，誘使著人們睜開久被蒙住而有些暈眩的眼睛，去張望域外那個異彩紛呈又讓你眼花繚亂的世界。
這是一個謎一樣的香港：血淋淋從我們母體割去，卻又筋脈相連地留在我們母體身邊的香港；曾經只是荒蕪，卻又突然艷若桃花地在我們家門口爛漫起來的香港！
因此，當讀者諸君拿到這部書時，一定會感到它沉沉的分量。儘管「九七」前後，鋪天蓋地而來的有關香港滄桑的出版物，曾經敗壞了我們的胃口；但這部作品仍能以它獨特的敘說，將我們領進香港這段神秘的歷史隧道，讓我們充滿了津津有味的閱讀期待和興緻。
這個傳奇般的施叔青！
當我閱讀施叔青時，我有時忍不住會想，這個出生於台灣，留學於美國，而後隨著哈佛畢業的夫婿移居香港十八年，其間又不斷出入台灣——大陸、東方——西方的女作家，彷彿是「上帝」的特意安排，天生就應該來寫香港的。毋怪乎她自己也有這樣良好的感覺：「我覺得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地方像香港這樣有利於我的寫作。」
施叔青曾經寫過台灣，那是她童年經驗中被打上精神分裂症現代病的一個傳統的鄉土世俗社會；施叔青也曾經寫過美國，那是在兩種文化夾縫中的海外中國人眼裡，交織著希望的神秘感和失望的現實感的一個無法植根的異邦；當然，在這部「三部曲」之前，施叔青還寫過香港，那是一個華洋雜處，最靠近大陸，卻又不同於大陸的雜爻的世界。她最初目光集中在因本世紀中葉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革而被迫棲落到香江岸上的那群絕處逢生的離雁。這是一個和白先勇的《台北人》相似，卻又相異其志，在落寞與懷舊中仍然存有期待和自信的群落。在這從台灣、美國、再到香港的一系列創作中，施叔青顯示了她多樣的，各不相同卻又充滿了張力的藝術稟賦。一方面，她是十分感性的。她以一個女性的敏銳感覺著世界，豐滿地流貫於自己筆下的人物。另一方面，她又是相當理性的。在從事小說創作的同時，她也做理論研究，關於東方和西方戲劇的比較，關於梨園戲、歌仔戲、南音的藝術探源，關於自己家鄉鹿港古城的田野調查……這種理性，使她稔熟西方的各種時時翻新招數的文化分析理論，有意或者無意地凝合在自己的創作中，從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到時下當令的後殖民主義。以致有論者要以為她的創作「有部分意圖是寫來給學術理論分析的」 ，「已具有教科書的意義」 。這種藝術理性使本就廣受西方文化儒染的施叔青的藝術觀念顯得現代和前衛；但從施叔青整個創作的精神底蘊分析，她又是很寫實和趨近傳統的。對於浸淫著地域文化的民情、習俗和風物，她有一種極具女性稟賦的細微觀察；對於落寞於時代變遷的社會心靈，她有一種真誠的特殊敏感。她雖並不刻意去敘寫社會問題，但她總是能從自己人物的精神底蘊中，不露聲色地觸及到或大或小的種種社會問題。這些都會讓我們想起《紅樓夢》，想起張愛玲甚或白先勇。這是一顆關注民瘼人生的文學心靈，是中國文學傳統中最可寶貴的人文精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很現代很新潮的施叔青，又是很傳統很具寫實精神的。
感性和理性，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這一切準備著施叔青的一部大製作。
於是我們讀到了「香港三部曲」。
這是一個獨特的故事：一個在上個世紀末從東莞的鄉下被綁賣到香港淪落為妓的不幸女人，由於種種偶然的因緣，在香港近百年崛起的歷史夾縫中跌宕發跡的家族傳奇。家族史小說在我們的文學傳統中，從來就不僅僅只是「家族」的故事。它只是借著一個家族的變遷，發跡或衰敗，濃縮著一個地區、一個族群，或者放大一點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命運跌宕的信息和影子。事實上，當施叔青以她獨特的敘述，十分感性地來講述黃得雲這個風塵女人的傳奇經歷時，她同時更為理性地展開著的，是交錯在這個風塵女人命運中的香港歷史，特別是在第一部《她的名字叫蝴蝶》。我甚至以為不應該僅僅只是以小說的眼光來看待這部作品。比起這個不幸而「幸」的風塵女人的命運，施叔青似乎更為關注香港這塊殖民地的歷史本身。黃得雲這個不幸女人，只是偶然地跌入香港開埠初期的這段歷史夾縫，卻又必然地迂迴於這段歷史的曲折之間，從而成為施叔青用來串連這許多歷史事件的一根絲線。或者反過來說，正是香港一系列歷史事件，決定了迂行其間的黃得雲無可選擇的必然命運。1880年港督軒尼詩提出的反對華人蓄婢案，改變了她被賣做婢妾的命運，卻墜入煙花間當了妓女；1892年奪去2552人生命的鼠疫和香港政府潔凈局放火焚燒華人區，使黃得雲在大火中逃離妓院，卻成為潔凈局幫辦亞當·史密斯豢養的情婦，並由此有了黃家的一半白人血統的後代；而港府官員的更迭和勾心鬥角，使失勢的亞當遷怒於他與黃得雲魔鬼般的情慾，造成黃的雲失寵與漂泊；瘟疫過後死裡逃生的華人演戲酬神，讓黃得雲認識並迷戀上了終生難忘的優伶姜俠魂；1895年頒布的新住宅條令造成兩萬多華人的人口返鄉大遷移，使黃得雲也萌生了回家的念頭，卻又由於英國殖民者用炸開清朝大門剩下的炮彈來摧毀中環海軍船塢擋路的小山，使黃得雲找不到昔日的碼頭而夢斷東莞。偶然地跌入歷史之中，卻又無可選擇地讓歷史左右自己的命運，作者在行文中一再用「她沒有料到……這將改寫她的一生」的後設語，來感慨個人力量的渺小和對歷史的無奈。小說所展示的短短四年間（1892—1896）黃得雲命運的大起大落，處處都有香港的歷史在。因此把這第一部看成是透過人物命運所展現的香港編年史、風俗史，也未嘗不可。
當然，歷時八年才最後完成的「三部曲」，隨著作者創作心態的變化和處理對象的不同，三部作品各有自己不同結構方式。第一部《她的名字叫蝴蝶》是讓黃得雲穿行於香港歷史事件之中的線性結構；第二部《遍山洋紫荊》，則更多地是以英國殖民者拓展新界的事件為中心，對香港社會生活多個側翼的面的展開，它更接近於我們常見的那種歷史小說。而到第三部《寂寞雲園》，預設的「百年滄桑」的創作意圖還留下來大段時間空白的壓力，使作者無法再如第一、二部那樣精雕細鏤，只能跳過一個甲子，讓黃家第四代，海外歸來的黃蝶娘進入畫面的中心。不過，黃蝶娘在第三部中只是一種視角，通過她的眼睛來掃視黃家三代的傳奇，而並未如她的先人那樣進入事件中心，推衍著家族命運的運轉。昨天和今天，歷史和現實壓縮在同一個平面上，用一種現代的、挑剔的眼光和調侃的語調來重新發現和講述。這裡通過黃蝶娘眼裡和口中講出的歷史已不是「歷史」，而是一種「現實」。讓黃蝶娘來收結家族的百年傳奇，像是作者出於無奈的機智，卻又何嘗不也是作者的有意為之，用故意抹去歷史深度的後現代的遊戲調侃，來調整前兩部過於執著歷史記實的寫作，讓有心的讀者從兩者之間去尋找更深的意謂。
在黃家四代中，作者最傾心刻繪的，或者說佔據黃氏家族核心的，只有黃得雲一人。施叔青雖也曾著力寫過黃家第三代、當了香港大法官的黃威廉，不過那是在「三部曲」之外的另外一部相關的小說《維多利亞俱樂部》里。無論黃理查、黃威廉還是黃蝶娘，他們都是黃得雲某一方面性格的發展和補充；在他們身上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黃得雲的影子。黃得雲的發跡，是香港殖民地社會特定環境的產物。作為一個被綁賣而淪落煙花的女人，她實在是「除了身體，別無所有」。但這「身體」恰恰是她在這個殖民地社會生存的本錢。在西方的後殖民論述里，性是一種象徵。西方/男性/殖民者和東方/女性/被殖民，是一組對應結構。女性的被動是被殖民的象徵，而男性的雄風卻是殖民者權威的體現。「除了身體，身體，別無其他」的黃得雲當然是個被奴役者。但小說描寫她旺盛的性慾往往反客為主地成為壓在她上面的男性的主宰，表現出對於殖民的瓦解和顛覆。在黃得雲的無數男人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兩個男人。一個是出現在《她的名字叫蝴蝶》中，最初把黃得雲從妓院中帶出，豢養在唐樓里的潔凈局官員亞當·史密斯。這個下級軍官出身，處處嚮往攀進上流社會，卻又時時不甚得志的男人，只好從黃得雲的肉體「求索片刻慰藉」。當他騎在黃得雲柔若無骨、潔白如霜的身上肆意發泄時，黃得雲是被壓在他身下的殖民地，這是香港開埠初期——也是黃得雲尚還無力對抗命運之時作為被殖民的象徵。另一個是出現在《寂寞雲園》中的西恩·修洛。這個貴族出身的銀行大亨，無疑有著比史密斯更好的教養、地位和前途。但在風韻猶存的黃得雲面前，卻是個欲舉不能的性無能者。如果說，青春勃發的黃得雲，只能以自己的肉體給不得意的史密斯提供撫慰孤寂的安全島，從而顯出她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