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還沒有被拆穿西洋鏡，仍然維持著一個一流強國的尊嚴。所以林則徐先生態度強硬，認為義律先生提出的要求，不但「不合國情」，而且「干涉內政」，一面拒絕，一面包圍英國商人所住的商館。義律先生只好屈服，交出全部鴉片一百四十萬公斤，但不肯具結，而跟全體英國商人，撤退到澳門。稍後，林則徐先生再把他們逐出澳門。義律先生跟全體英國商人，就擠在一艘英國商船上，在南中國海拋錨，焦急的等候英國政府的訓令。
很顯然的，這件事並沒有結束，但在中國官場「鋸箭桿學」的觀念來看，英國人既然逃遁無蹤，眼前再沒有他們的影子，事情當然已經結束。林則徐先生向皇帝綿寧先生報告說，英夷已被趕走。鴉片已經禁絕（這跟現在泰國政府發表公報：「坤沙武裝集團已被趕走，鴉片已經禁絕。」前後輝映，一模一樣）。綿寧先生長在全是女人和宦官的皇宮之中，他對國際情勢的知識，比起林則徐先生，更像一個白痴（這不能怪他，換了你我，可能比他加倍白痴），他高興的跳起來，認為這是進一步給桀驁不馴的英國人一個更嚴厲懲罰的時候了。於是，他做出一項錯誤的決定，下令永遠斷絕英國的通商貿易。
英國方面，最初反應是溫和的。英國輿論站在受害的中國人這一邊（除了官方報紙，任何一個國家的民間輿論，往往主持公道的時候多）。《泰晤士報》質問說：「假如中國人到英國販賣鴉片的話，准被判死刑，為什麼英國人卻可到中國橫行。」英國外交部通知義律先生：「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駁回派遣海軍進入珠江的建議，只訓令義律先生用和平手段，解決爭端。英國國內的情勢使義律先生坐到蠟燭上，繼續坐既坐不下，可是拔也拔不出，進退維谷。萬料不到，永遠斷絕貿易的詔書救了他，維多利亞女王以下，包括國會裡的反對黨，都十分激動，決定用兵。
一八四零年，英國遠征艦隊抵達澳門，共擁有軍艦十六艘，戰鬥部隊四千人。義律先生這時神采飛揚，他認為跟林則徐先生之間，已沒有迴轉餘地，決定直接跟中國滿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對話。他留下少數軍隊封鎖廣州，自己率大部份船隻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島，建立補給站，然後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中國皇帝綿寧先生這才嚇了一跳，指派直隸（河北省）總督琦善先生，趕到天津談判。義律先生猛龍過江，本來要展示英國炮火威力的，但駐紮在舟山群島上的英軍，得上了傳染病，死亡累累，義律急於結束他在北方的停留，於是接受了琦善先生的條件：一、中國滿清政府承諾處罰「辦事不公」的林則徐先生。二、同樣，承諾再派大員到廣州，聽取英國商人的冤情。
當義律先生率軍撤退後，皇帝綿寧先生對琦善先生竟然以三寸不爛之舌，說退強敵，認為簡直是天下奇才。於是，把倒霉的林則徐先生撤職，貶謫到邊遠的新疆充軍，任命琦善先生當欽差大臣（皇帝代表）兼兩廣（廣東省和廣西省）總督，負責跟英國談判。琦善先生事實上是一個膿包（中國歷史斑斑可考，一個王朝政權到了末期，高級官員准膿包百出，才智之士全都潛在民間）。他到廣州後，義律先生向他提出的不是冤情，而是最後通牒。通牒內容像泰山壓頂般的可怖，除了要求立即恢複自由貿易外，還要求割讓香港作為貿易根據地。琦善先生這個老官僚，既不敢答應，又不敢拒絕，更不敢向皇帝綿寧先生報告，只有乞靈「官場」絕技，推一天算一天、拖一日算一日。義律先生知道只有拳頭才是剋星，一八四一年一月，英軍發動攻擊，佔領虎門、穿鼻兩個要塞。琦善先生唯恐打到廣州，急急忙忙就在英國所提的文件上簽字，這就是惹禍的《穿鼻條約》：
一、割讓香港給英國，但中國仍保留徵稅權利。
二、補償沒收英國商人的鴉片價款六百萬兩。
三、承認中英兩國的地位平等。
坐在北京金鑾寶殿上的綿寧先生，被這種大出意外的變化，氣得渾身發抖，下令逮捕琦善先生，任命另一位也是膿包，但卻是最親信的班底奕山先生當總司令（靖逆將軍）、湖南兵團司令官（湖南提督）楊芳先生當副總司令，率領他的精銳部隊一萬人，向廣州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