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老子薄視時賢
第三章是將天地自然的法則，引申應用到人世間的治道的發揮。這章的文字，明白暢曉，都很容易懂得，很好解釋。但其中有三個要點，須特別注意，那便是「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讀秦漢以上的書，有關於這個「民」字，要小心求解，慎思明辨，不要以為「民」字就是老百姓，聯想到現代語中「國民」的涵義。如果這樣認定，觀念就完全錯了。古書上的「民」，就是現代語的「人們」，或者是「人類」的意思。那個時候辭彙不多，每有轉注及假借的用法。其實「民」字是代表所有人們的一個代號。如果對這個觀念認識不清，就很容易誤會是上對下的一種稱謂，而變成古代帝王統治者的口氣了。
第二章講到我們做人處世，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盡量地貢獻出來，而不辭勞瘁。但是自己卻絕不計較名利，功成而弗居為己有。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長養萬物萬類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沒有絲毫佔為己有的傾向，更沒有相對地要求回報。人們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處事，這才是最高道德的風範。如果認為我所貢獻的太多，別人所得的也太過便宜，而我收回的卻太少了，這就是有辭於勞瘁，有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即非效法天道自然的精神。
由於這一原理的發揮運用，而講到人世間的人事治道，首先便提出「不尚賢，使民不爭」這個原則。但我們須要了解，在老子那個時候，是春秋時代，那時的社會形態在改變。周朝初期的井田制度，已不適應於當時社會的發展。因此，春秋時代已經進入爭權奪利，社會大動亂的時期。我們研究歷史，很明顯地看出，每當在亂變時代中的社會，所謂道德仁義，這些人倫的規範，必然會受影響，而慘遭破壞。相反地，亂世也是人才輩出，孕育學術思想的搖籃。拿西方的名辭來說，所謂「哲學家」與「思想家」，也都在這種變亂時代中產生，這幾乎是古往今來歷史上的通例。
同時，正當大動亂如春秋戰國時期，每個國家的諸侯，每個地區的領導者，隨時隨地都在網羅人才，起用賢士，作為爭權奪利，稱王稱霸的資本。所以那個時候的「士之賢者」——有才能、有學識、有了不起本領的人，當然受人重視。「尚」，就是重視推崇的意思。「賢」，就是才、德、學三者兼備的通稱。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雖然不特別推重賢者，但卻標榜「君於」。孔子筆下的「君子」觀念，是否概括賢者，即難以遽下定論。但後來的孟子，非常明顯地提出賢者與能者的重要。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便是他的名
老子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主張？我們如果了解秦漢以上與道家、儒家並列的墨翟——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領會其中的關鍵所在。
我們都知道，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有巨大影響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對當時社會政治的哲學思想，是特彆強調「尚賢」的。主張起用賢人來主政、當政。因為他所看到當時社會的衰亂，處處霸道橫行，爭權奪利而胡作非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學問的人來統領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張要「尚賢」與「尚同」。他這個「同」，又與孔子記述在《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同」不盡相關，但也略有連帶關係。他的「同」，與後世所講的平等觀念相類似。現代大家所侈言的平等主張，在中國上古文化中，戰國初期的墨子，早已提出。但在印度，釋迦牟尼則更早提出了一切眾生平等的理論。
現在我們不是討論墨子這個主題，而是在這裡特別注意墨子的「尚賢」主張，為什麼也與儒家孟子的觀念很相近，而與道家老子的思想卻完全相反呢？這就是因歷史時代的演變，而刺激思想學術的異同。墨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宋國人，宋國是殷商的後裔。而且以墨子當時宋國的國情來看，比照一般諸侯之國的衰亂，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所以造成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變亂，在許多鍺綜複雜的原因當中。最大的亂源，便是人為的人事問題。尤其是主政或當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麼天下事，不問便可知矣。
此所以後世詩人有「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的深長嘆息了！魯國潸然，是指孔子眼見由三代而到「鬱郁乎文哉」周代的中國文化大系，在他父母之邦的魯國，已經開始變質而衰敗，周公後裔的魯國政權，又都操在奸黨的手裡，因此他無可奈何潸然含淚而身離祖國，遠遊他方。自此以後的歷史，再也不能恢複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樣地，歷代史實告訴我們，所有破壞社會的安定，引起歷史文化一再變亂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婦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張，是針對當時他所立身處地所知、所見、所感受到的結論，而大聲疾呼要「尚賢」與「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時代，正是開始衰亂的時期，亂象已蔚，人為之過。因此，他更進一層而深刻地指出，當時應病與葯的「尚賢」偏方，其後果是有莫大的後遺症的。賢能的標準，千古難下定論。但是推崇賢者的結果，卻會導致許多偽裝的言行。當時各國的諸侯，為了爭地稱霸，不惜任何代價來網羅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統稱為「賢者」。而這一類的賢者愈多，則天下的亂源也就愈難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賢，使民不爭」的主張。
賢與不賢的君子小人之辨
講到這裡，讓我們暫時推開老子，而另外介紹後世的三則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張南軒（拭）和宋孝宗的對答：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拭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
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少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曉事，是唐宋時代的白話，也就是現代語「懂事」的意思。張南軒對宋孝宗建議，要起用懂事的人，並非只用能辦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確是語重心長的名言。也是領導、為政者所必須了解的重點。
一是明人馮夢龍自敘《古今譚概》所記：
昔富平孫家串（孫丕揚，富平人，字叔孝，嘉靖進士，拜吏部尚書，
追謚恭介）在位日，諸進士謁請，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
作怪。真名臣之言，豈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賢士固然難得。賢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曉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長，不標奇立異，針對危難的弊端，因勢利導而致治平的大賢，實在難得。以諸葛亮之賢，一死即後繼無人，永留遺憾。雖然魏廷、李嚴也是人才，但諸葛亮就是怕他們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為明證。
一是清末劉鶚在所著《老殘遊記》中記述的一則故事。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親自出京去遊覽求證。但所得的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結論說：「天下事誤於奸慝者，十有三四。誤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這又是從另一角度描述賢而且能的人才難得。
對於這個問題，清初乾隆時代的監察御史熊學鵬，就張拭（南軒）對宋孝宗的問答，寫了一篇更深入的論文，可以暫借作為結案：
臣謹按：張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謂「不當求辦事之臣」數
語，則未能無過也。
天下有欲辦事而不曉事者，固足以啟紛擾之患。天下有雖曉事而不辦
事者，尤足以貽廢弛之憂。
蓋人臣敬事後食，見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則是任
事時，先無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濟，且以奏厥成效哉。
況「敬事」二字，有正有偽，不可不於辦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達
治體之人，其於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後左右，無不籌劃萬全，而後舉而行
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賴其功，以為曉事，是誠無愧於曉事之名矣。
若夫自負才智，睥睨一世者，當其未得進用，亦嘗舉在延之事業而權
其輕重，酌其是非，每謂異日必當奮然有為。一旦身任其責，未幾而觀望
之念生，未幾而因循之念起，苟且遷就，漫無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憚而不敢發，或有所礙而不肯行，於
是托曉事之說以自便其身家，而巧為文飾。
是人也，用之為小臣，在一邑則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則一
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則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牘，則不能必
其綜核而悉當。至用之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勝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腦心膂之寄，所當毅然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