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與無產階級是近代國家這個有機體的化膿性潰瘍。它們能治癒嗎？共產主義醫生提議徹底摧毀現存的生命體……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這些人獲取行動的權力的話，將會出現一場並非政治的、而是社會的革命，一場反對一切財產的戰爭，一種徹底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現象將依序被新生的民族國家所取代嗎？它是建立在什麼樣的道德和社會基礎之上的國家呢？誰將揭開未來的面紗？俄國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一句俄國古諺說：「我坐在岸邊，以待風來。」
——哈克斯特豪森《關於……俄國的研究》
我們是從考察1789年的世界開始本書的。讓我們以掃視一下約50年後，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最革命性的半個世紀結束時的世界，來結束本書吧。
那是一個登峰造極的時代。在這個講求計算的時代里，人們企圖藉著統計數字記錄已知世界的所有情事，眾多的新統計簡報（約有50個這種類型的主要簡報在 1800－1848年之間發表，這還不包括政府的統計［人口普查、官方調查等等〕或充滿了統計表格的眾多新專業性或經濟學性雜誌）能夠公正地總結說，每一個可量度的數據都比之前的任何時期更大（或更小）。已知的、畫在地圖上的、而且彼此之間互有聯繫的世界面積比以往的任何時代都來得大，其相互之間的聯繫更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時候都多，在某些地區，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預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續增加。工業生產達到了天文數字：19世紀40年代，大約挖掘了6．4億噸的煤。只有更為反常的國際貿易超越了工業生產的天文數字。國際貿易自1780年以來已增至四倍，其貿易額達到約8億英鎊，如果用比不上英鎊那樣穩固的貨幣單位來計算的話，數字還要大得多。
在此之前，科學從來沒有如此成功；知識從來沒有這般廣泛傳播。4000份以上的報紙為世界各國公民提供訊息，每年光是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出版的書籍數就達五位數之多。人類每一年的發明都在攀登更為令人眩目的高峰。當稱作煤氣廠的巨大實驗室，通過沒有盡頭的地下管道將煤氣輸送出來，開始照亮工廠（鮑爾頓和瓦特於1798年引進煤氣燈，曼徹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紡廠自1805年起長期使用1000個煤氣燈頭。），緊接著照亮歐洲的城市（倫敦自1807 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遠的悉尼也在1814年被煤氣燈照亮。）之時，與這一成就比較起來，阿爾岡燈（Argand lamp，1782－1884年）——它是自油燈和蠟燭發明以來第一個重大進步——在人造照明方面幾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時，電弧光燈也已開始為人所知。倫敦的惠斯頓（Wheatstone）教授已計畫用海底電報線聯繫英、法兩國。才一年的時間（1845年），就已有4800萬乘客搭乘過英國的鐵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著大不列顛3000英里（1846年，1850年前夕為6000餘英里）長的鐵道賓士。在美國有9000英里長的鐵道。定期的汽船航線早已將歐洲和美洲、歐洲和印度群島連接起來。
無疑，這些成就都有其陰暗面，儘管無法輕易從統計表格中歸納出來。人們如何以計量的方式來表達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會否認的事實，像是工業革命創造了人類曾居住過的最醜陋環境，例如曼徹斯特后街曾經歷過的邪惡腐臭與滿無廢氣；或是工業革命創造了最悲慘的世界，它將數量空前的男女趕出家園，使他們失去生命。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原諒19世紀50年代進步旗手們的信心和決心：「商業可以自由地進行，一手引導文明，一手引導和平，以使人類更加幸福，更加聰慧，更加美好。」帕麥斯頓勛爵即使在最黯淡的1842年，仍繼續發表這種樂觀的言論：「先生，這是上帝的安排。」無人能否認，當時存在著最為令人震驚的貧困。許多人認為，貧困甚至在加劇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業和科學成就的空前標準來衡量，即使是最悲觀的理性觀察者仍能堅持說，在物質方面，它比過去任何時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業化的國家還糟嗎？他不能。說勞動貧民的物質情況比不上黑暗的過去，有時比記憶猶新的一些時期還要差，已是足夠嚴厲的譴責了。進步的捍衛者試圖以下述論點來抵擋攻擊：這不是由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舊的封建主義、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業之路上仍然設置的障礙造成的。與此相反，新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為，它正是由該制度的運作造成的。不過，兩方都同意，這是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痛苦。一些人認為，它們將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不可能。不過，雙方都正確地相信，隨著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強，人類生活也將迎向物質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當我們著手分析18世紀40年代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時，我們卻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節制、有保留的評述。世界多數居民仍和以前一樣，還是農民，儘管某些地區，特別是英國，農業早已是少數人的職業，而城市人口已達超過農村人口的邊緣，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顯示的那樣。奴隸也相對減少，因為 1815年正式廢除了國際奴隸貿易；英國殖民地實際存在的奴隸制度已於1834年廢止；已獲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國殖民地，奴隸制度則於法國大革命期間和之後被禁止。但是，當西印度群島，除一些非英國人統治的地區外，現在都成為法律上的自由農業區之時，奴隸的數量卻在巴西和美國南部這兩大殘存據點持續增長。這種增長受到工商業快速進步的刺激，任何有關貨物和人力的限制都會遭到工商業的反對，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隸貿易更為有利可圖。1795年，在美國南部一個從事田間勞動的黑奴大概叫價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漲至1800美元；而美國的奴隸數量則從1792年的70萬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萬人，以及1850年的320萬人。他們仍然來自非洲，但是在擁有奴隸的地區，亦即在美國邊境州里，奴隸出售的數量也在增加，他們被賣往迅速擴展的棉花種植區。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隸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例如將「契約勞工」從印度出口到生產甘蔗的印度洋島嶼和西印度群島。
農奴制度或者農民的法律束縛，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已廢除，儘管這對像西西里或安達魯西亞這樣的傳統大莊園的農村窮苦人民來說，並無多大差別。然而，在其主要的歐洲據點裡，農奴制度仍頑固地存在下來，儘管在最初的大量擴增之後，自1811年起，俄國的男性農奴數量已穩定保持在1000萬到1100萬之間，也就是說，相對衰落了。（在凱塞琳二世和保羅[Paul，1762－1801]統治時期，農奴制度的擴展使男性農奴人數從約380萬增加到1811年的 1400萬。）不過，農奴制度的農業（不同於奴隸農業）明顯在走下坡，其經濟弊端日益顯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紀40年代起，農民的反抗也日漸增強。最大規模的農奴起義可能要算1846年奧地利的加利西亞農奴起義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農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國，1826－1834年間便曾爆發了148次農民騷動，1835－1844年間216次，1844－1854年間348次，而在1861年農奴解放之前的最後幾年則達到最高潮，共計474 次。
在社會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國這種發生了直接農民革命的國家外，土地貴族的地位也比想像中的可能變化要小一些。無疑，當時已出現像法國和美國之類的國家，該國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購買土地以作為他們進入最高階層的標誌，比如羅思柴爾德家族就是這樣。這種情況當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紀70年代的英國，最大量的財富集中當然仍是出現在貴族階層；而美國南部，在司各特、「騎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這些概念對於他們所剝削的黑人奴隸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農夫們毫無意義）的鼓舞下，棉花種植者甚至為他們自己創造了一個貴族社會的拙劣仿冒品。當然，在貴族制度的穩固之中，隱藏著一種變化：貴族的收入越來越依賴於他們所藐視的資產階級，依賴他們的工業、股票證券和房地產的發展。
當然，中產階級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們的數量並未達到壓倒性的多數。1801年，英國年收入150鎊以上的納稅人口約10萬人；在本書所論時期結束之際，則可能增加到約34萬人，也就是說，包括其龐大的家族成員在內，在2100萬總人口中佔了150萬人（1851年）。（這類估計是主觀的，不過，假定每一個可劃歸中產階級的家庭至少有一名僕人，那麼1851年的67．4萬名女性「一般家僕」，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出中產階級最大戶數的數字。大約5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