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會有一種時髦的興趣：對駕駛郵車的興趣——對扮演哈姆雷特的興趣——對哲學講演的興趣——對奇蹟的興趣——對純樸的興趣——對輝煌的興趣——對陰鬱的興趣——對溫柔的興趣——對殘忍的興趣——對盜匪的興趣——對幽靈的興趣——對魔鬼的興趣——對法國舞蹈演員和義大利歌手以及德國絡腮鬍和悲劇的興趣——對在11月份享受鄉下生活和在倫敦過冬的興趣——對做鞋的興趣——對遊覽風景名勝區的興趣——對興趣本身，或對論興趣的隨筆的興趣……
——皮科克（T．L．Peacock）《險峻堂》（Melincourt，1816年）
與該國的財富相比，英國堪稱著名的建築物實在少得可憐……投入博物館、繪畫、寶石、古玩、宮殿、劇院，或其他不可複製的東西的資金是那麼少！外國旅遊者和我們自己的期刊作者，都常常以作為大國主要基礎的這一方面，當作我們不如別國的證據。
——萊恩（S．Laing）《一位旅行家對於法國、普魯士、瑞士、義大利和歐洲其他地區社會和政治狀況的札記》，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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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試圖考察雙元革命時期藝術發展概況的人來說，給他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其欣欣向榮的狀況。一個包括了貝多芬和舒伯特（Schubert）、成熟和年老的歌德、年輕的狄更斯、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i）、威爾第（Verdi）和瓦格納（Wagner）、莫扎特（Mozart）的最後日子，以及戈雅（Goya）、普希金（Pushkin）和巴爾扎克的一生或大半生的半個世紀，且不說一大批在任何其他人群中都會是巨人的那些人，這半個世紀堪與世界歷史上相似時段的任何時期相媲美。這份非凡的業績大部分要歸功於各種藝術的復興，這些藝術在實際上擁有它們的所有歐洲國家中，吸引了大批具有文化教養的公眾。（那些非歐洲文明的藝術在此不予考慮，除非它們受到雙元革命的影響，而在這個時期它們幾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與其以一串長長的名錄來煩擾讀者，或許還不如隨便挑選這整個時期的一些橫斷面，來說明這次文化復興的廣度和深度。例如，在1789－1801年間，對藝術創新饒有趣味的市民，可以欣賞到華茲華斯和柯爾津治的英文《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歌德、席勒、讓·保羅（Jean Paul）和諾瓦利斯（Novalis）用德文創作的作品，同時，也可以聆聽到海頓（Haydn）的清唱劇《創世紀》和歌劇《四季》，以及貝多芬的第一交響曲和第一弦樂四重奏。在這些年中，大衛（J-L David）完成了他的《荷卡米耶夫人肖像畫》，戈雅完成了他的《國王查理四世的家庭肖像》。在1824－1826年間，他們可能已讀過幾本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英文小說、萊奧帕爾迪（Leopardi）的義大利文詩歌和曼佐尼（Manzoni）用義大利文創作的《婚約夫婦》（Promessi Sposi）、雨果（Victo）和維尼的法文詩歌，如果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看到普希金以俄文寫作的《歐根·奧涅金》（Eugene Onegin）的早期部分，以及新編古代斯堪的納維亞傳說。貝多芬的《合唱交響曲》、舒伯特的《死神與少女》、肖邦的第一部作品、韋伯（Weber）的《奧伯龍》、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繪畫《希阿島的屠殺》和康斯特布爾（stable）的《乾草車》，也出自這一時期。10年之後（1834－1836年），文學中產生了果戈里的《欽差大臣》（Ieneral）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Oueen of Spades）；在法國產生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繆塞（Musset）、雨果、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維尼、拉馬丁（Lamartine）、大仲馬（Alexander Dumas the Elder）等人的作品；在德國產生了畢希納（Bueer）、格拉貝（Grabbe）、海涅等人的作品；在奧地利產生了格里爾帕澤（Grillprazer）和內斯特羅的作品；在丹麥產生了安徒生（Hans Anderson）的作品；在波蘭有密茨凱維奇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在芬蘭有民族史詩《卡勒瓦拉》（Kalerala）的初訂版；在英國產生了勃朗寧（Browning）和華茲華斯的詩集。音樂界則提供了義大利的貝里尼（Bellini）和多尼采蒂（Doi）、俄國的格林卡（Glinka）等人的歌劇。康斯特布爾在英格蘭作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德國作畫。在1834－1836年的前後一兩年中，我們可以讀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傳》（PockwickPapers）、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普拉滕（Platen）、艾興多夫（Eidorff）和莫里克（Morike）的詩歌、佛蘭芒文（Flemish）和匈牙利文學的重要著作，以及法國、波蘭和俄國主要作家的更多出版物；音樂方面則可聽到舒曼（Schumann）的《大衛同盟舞曲》和柏遼茲（Berlioz）的《安魂曲》。
從這些隨便舉出的例子中，有兩件事是顯而易見的。第一是，藝術成就在這些國家中異常廣泛的傳播。這是一種嶄新的現象。在19世紀前半期，俄國文學和音樂突然形成一股世界潮流；美國文學雖然相形見絀，但隨著庫柏（FenimoreCooper，1787－1851）、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和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出現，也展現了一股世界性力量。波蘭和匈牙利的文學和音樂，以及北歐和巴爾幹諸國的民歌、童話和史詩，也是如此。而且，在幾種新創造的文學文化中，其成就不但立即顯見而且美妙絕倫，例如普希金依然是俄羅斯第一流的詩人，密茨凱維奇是偉大的波蘭詩人，裴多菲（Petofi，1823－1849）是匈牙利民族詩人。
第二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某些藝術和藝術風格獲得了異乎尋常的發展。文學即是一個合適的例子，而文學中又以小說最為突出。歷史上或許從不曾在短短半個世紀里集中出現過這麼大一群不朽的小說家：法國的斯湯達和巴爾扎克，英國的簡·奧斯汀、狄更斯、薩克雷（Thackeray）和勃朗蒂姐妹（the Brontes），俄國的果戈里、年輕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Turgenev）（托爾斯泰的第一部作品於19世紀50年代問世）。音樂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更引人注目的例子。直到今日，一般音樂會的演奏曲目絕大部分仍依賴活躍於這個時期的作曲家——莫扎特和海頓（儘管他們實際上屬於前一個時期）、貝多芬和舒伯特、門德爾松、舒曼、肖邦和李斯特。器樂的「古典」時期主要是德國和奧地利單獨成就的，但歌劇的興盛比其他任何音樂形式更廣泛，而且或許更為成功：在義大利有羅西尼（Rossini）、多尼采蒂、貝里尼和年輕的威爾第，在德國有韋伯和年輕的瓦格納（且不提莫扎特的最後兩部歌劇），在俄國有格林卡，以及法國的幾個較次要的人物。另一方面，視覺藝術的成績卻要稍微遜色一些，除了繪畫之外。大家公認，在西班牙間歇出現的偉大藝術家中，此時期的戈雅堪居歷來最傑出的畫家之流。也許有人會認為，英國的繪畫（由於透納〔J．M．W．Turner，1775－1851）和康斯特布爾的出現）在這個階段達到其成就的頂峰，而且其獨創性也稍高於18世紀，當然也因此比之前和此後更具國際影響力；也許會有人認為，此時期的法國繪畫（由於大衛、傑里柯［J－ LGericault，1791－1824〕。安格爾［J-D Ingres，1780－1867］、德拉克洛瓦、杜米埃（HonoreDaumier，1808－1879）和年輕的庫爾貝〔Gustave Courbet，1819－1877］的出現）如同其歷史上所曾有過的卓越繪畫一樣傑出。另一方面，義大利的繪畫事實上已走到達幾世紀之久的輝煌盡頭，德國的繪畫則遠遠落後於德國的文學或音樂的獨特成就，或者其本身在16世紀取得的無與倫比的成就。在所有國家裡，雕塑的成就皆明顯遜於18世紀，在建築方面，儘管在德國和俄國出現過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但情況也如雕塑一樣。實際上，這個時期最偉大的建築成就，無疑是工程師的傑作。
不管是哪個時期，那些決定各類藝術興衰的因素仍然不很清楚。可是，毋庸置疑，在1789－1848年間，答案肯定要先從雙元革命的影響中去尋找。假使要用一句令人誤解的句子去概括這個時代藝術家和社會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法國大革命以自身為榜樣鼓舞了他們，工業革命以其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