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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雙元革命的決定性成就，就是它們打開了有才之士的進身之路，或者至少說是向精力、精明、勤奮，以及貪婪，打開了進身之路。並不是說所有的進身之路都已敞開，也不代表它們全都能通往社會階級的頂端，或許在美國是例外。然而，這些機遇是多麼非凡！昔日靜止不變的階級制度理想，已經遙遙地遠離19世紀！漢諾威王國的謝勒（Kabisrat vonSchele），曾拒絕一位貧寒的年輕律師申請一個政府職位，其理由是這位年輕律師的父親是一名訂書匠，他理當繼承父業。而今，這個理由顯得既不充分又極荒唐。然而謝勒所做的，只不過是奉行穩定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時，一位訂書匠的兒子的確只有繼承父業一途。現在，他卻不再非這麼做不可。在他面前敞開了四條成功之路：實業、教育（並可藉此轉向政府公職、政治以及自由業三個目標）、藝術以及戰爭。戰爭在革命時期和拿破崙時期的法國是很重要的，但在隨後數代人的長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條道路是新近才出現，因為此時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獎賞，鼓勵那些能令大眾歡娛或感動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會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這點。這種地位的上升，在愛德華時代的英國，最終產生了相互關聯的景象：封為騎士的男演員和娶合唱隊女孩為妻的貴族。甚至在後拿破崙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富有特色的現象：被當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鶯」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爾絲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為神明的音樂藝術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實業和教育都不屬於向所有人開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擺脫了習俗和傳統束縛的人們當中，也是如此。這些人相信「像我這樣的人」將為他們容納，也知道在一個個人奮鬥的社會中如何活動經營，或者承認「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這兩條路的旅行者必須交付通行費：沒有一些起碼的資財，無論限額多麼小，便很難在成功之路上啟步。這種通行費對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來說，無疑要比進入實業之路更高，因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體系的國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視，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於政治原因，也僅只教授最低程度的識字、算術和道德服從。不過，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來，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實業之路更有吸引力。
這種認知並不奇怪，因為教育只需要人們在生活的習慣和方式上做一點小小的革命。學識，如果只是教士學習的那種學識，早已在傳統社會中擁有了為人所認可、為社會所重視的地位，而且實際上，比它在純正的資產社會中的地位更為顯著。家庭中有一位教士、牧師或猶太學者，可能就是窮人所能期望的最大榮幸，也值得為此做出巨大犧牲。一旦開放這樣的進身之路，這種社會傾慕可以輕易地轉向世俗學者、官吏或教師，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轉向律師和醫生。此外，學識不像實業那樣，具有明顯的反社會傾向。受過教育者不會像無恥自私的商人和僱主那樣，主動攻擊他的同類。實際上經常看到的情形是，他們（尤其是教師）明顯地是在幫助同胞擺脫看來是他們苦難之源的愚昧無知和黑暗。比起對個人實業成功的普遍渴求，對教育的普遍渴求更容易實現，而且，學校教育比可賺錢的奇怪藝術更容易取得。在那些幾乎完全是由小農夫、小商販和無產者所組成的社區中，如威爾士，人們一方面會渴望將兒子送去從事教學或傳教工作，但同時卻對財富和實業本身有著痛苦的社會怨恨。
然而，在一定意義上，教育代表著個人主義式的工作競爭、「向才幹之士開放的職業」，以及實力戰勝出身和關係。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與實業不相上下，而且是通過競爭性的考試來實現的。如同往常，考試製度最具邏輯性的表現方式，也是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中，類似等級制度的考試，迄今仍在從學術優勝者中挑選出知識精英分子，去管理和教導法國人民。學識和競爭性考試，也是英國最具資產階級意識的思想學派的理想。這個學派就是邊沁主義的「哲學激進派」，他們最終（但不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前）會將這種理想以一種極為純凈的形式，強加在英國內政部和印度事務部之上，以反對貴族的激烈抵抗。憑實力取才，如經由考試或其他教育檢定，已成為公認的理想典範。只有最為陳腐的歐洲公職，如羅馬教廷和英國外交部，或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如美國，不在此列。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傾向於以選舉而不是考試作為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雖然，像其他形式的個人主義競爭一樣，考試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方法，卻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義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開放所產生的首要社會結果，是矛盾的。它所產生的不是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閉社會」；但是，這兩者——以其多樣的方式——都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時代中最富特色的體制。19世紀高等文官的氣質，基本上仍是18世紀啟蒙運動時的那種氣質：在中歐和東歐是共濟會式和「約瑟芬式」（Josephinian），在法國是拿破崙式，在其他拉丁語系國家是自由主義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國則是邊沁主義式。眾人一致公認，一旦有實力者在文官制度中鞏固了地位，競爭就轉變為自動晉陞，不過，一個人究竟能晉陞得多快和多高，仍取決於（在理論上）他的實力，除非有規定的平均主義強迫純粹憑資歷晉陞。因此，乍看起來，官僚制度非常不同於自由主義社會的理想。然而，憑實力選才的意識、普遍的廉潔風氣、講求實際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貴族的出身，都將公職文官聚為一體。就算是刻板嚴厲地堅持自動晉陞（尤其是在那個非常中產階級的英國海軍部中，其延續的時間已達到了荒唐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處：排斥典型的貴族徇私或君主偏袒的習性。在經濟發展停滯落後的社會中，公職向新興的中產階級提供了一種替代的中心點（巴爾扎克小說中的所有官員，看來都是出身於小企業家庭或即將變成小企業家庭）。1848年的法蘭克福國會（FrankfurtParliament）中，68％的議員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員，只有12％的議員是「自由業者」，2．5％是實業家，這種情況並非偶然。
因此，對有意追求名利的人來說，有幸的是，後拿破崙時期幾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機構和政府活動明顯擴張的時期，不過，這種擴張很難大到足以吸納日益增多的識字公民。1830－1850年間，平均每人的公共開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國增加40％，在俄國增加44％，在比利時增加50％，在奧地利增加 70％，在美國增加75％，在荷蘭增加90％以上。（只有在英國、英屬殖民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幾個落後國家，按人口分攤的政府開支維持穩定或下降，而這個時期正是經濟自由主義如日中天之時。）這種增加的情況，部分可歸因於軍隊這個顯而易見的賦稅消費者。儘管沒有發生重大的國際戰爭，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卻還是比之前要龐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國的軍隊總數為例，其中惟有英法兩國的數字，低於1810年拿破崙力量臻於頂峰之際。其他大國，如俄國、德國和義大利諸邦國，以及西班牙，實際上擁有更龐大的軍隊。這種增加情況，也可歸因於國家舊職能的發展以及新職能的取得。認為自由主義敵視官僚制度，是一種基本的錯誤觀念。（那些具有邏輯思想的資本主義擁護者——激進的邊沁學派，並不曾犯這種謬誤。）自由主義只敵視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敵視政府干涉那些最好是留給私營企業去辦的事情，以及敵視過多過濫的稅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這種庸俗自由主義的口號，掩蓋了下列事實：剪除了無效率和干涉性功能的政府，會是一個比過去更為強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擁有現代、而且經常是全國性的警察武力：法國始於 1798年，愛爾蘭始於1823年，英格蘭始於1829年，西班牙始於1844年；除英國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擁有公共教育體系；除了英國和美國，公共鐵路服務也歸或將歸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經營日益擴大的郵政服務，用以滿足急速增大的商務和私人通訊需求。人口增長迫使國家維持一個更大的司法系統；城市增長和城市社會問題也要求一個範圍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統。無論政府的職能是新增還是舊有，都日益依靠一個由專職官員組成的、單一的、全國性的文官體系去執行，其中的高級官員，由各國的中央權威任意調遣和升遷。這種有效率的服務雖然可以大量減少官員數量、消除腐敗和兼職差役，並可降低行政單位的成本花費，然而卻會創造出一個遠令人可畏的政府機器。自由主義國家的大多數基本職能，看來都超出了大多數前革命專制國家最狂放時的夢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維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