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與這些中產階級紳士中的一位走進曼徹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慚愧和不衛生的貧民區，想引他注意這個城市的工廠工人，其居住地區是如何令人作嘔。我表示我生平從未看過建得這樣糟糕的城鎮。這位紳士耐心地傾聽，然而卻在我們分手告別的那條街道的街角上評論說：「但是這裡有很多錢可賺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新金融家們以在報紙上公布晚餐菜單和來賓名單為炫耀的習尚。
——卡布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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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體制很容易識別，但是，它們無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的主要結果是廢除了貴族社會，但廢除的不是階級意義上的「貴族」——那種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標記加以區分，而且經常以「血緣」貴族這樣的階級為自己塑形的社會地位。建立在個人發跡之上的社會，歡迎這種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標誌。拿破崙甚至重建了一個正式的貴族階層，它在1815年後，與殘存下來的舊貴族連成一體。貴族社會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貴族影響力的終結。新興階級自然會傾向於依據先前上層集團所確立的舒適、奢侈或浮華的標準，來看待他們自己的財富和權力象徵。英國柴郡（Cheshire）那些賺了錢的布商妻子們，會在許多關於禮儀和體面生活的書籍指導下，變成「女士」。也是基於這種目的，這些書籍從19世紀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於同樣原因，在拿破崙時代發戰爭財的那群謀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頭銜，並喜愛在資產階級的沙龍中，擺滿「天鵝絨、黃金、鏡子、路易十五時代座椅的拙劣仿製品，以及其他傢具……徒有講究僕人和馬匹的英式時髦風尚，卻沒有貴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麼發跡的銀行家誇口道：『當我出現在劇院中的專屬包廂時，所有的長簡望遠鏡都轉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歡迎。」還有什麼比這種誇口更為驕傲呢？
而且，像法國這種在宮廷和貴族的習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會失去其印記的。因此，那種特別沉醉於為私人關係作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國散文（其源頭可溯至17 世紀的貴族作家），或那種已將性愛活動以及情人情婦標準化的18世紀文學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資產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國王們有正式的情婦，現在則加進了成功的股票經紀人。高級名妓不僅將其收入豐厚的寵愛投給那些敗家的年輕貴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價錢的銀行家，以作為他們成功的活廣告。事實上，在許多方面，法國大革命以一種異常純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國文化中的貴族特點；出於同樣原因，俄國革命也以異常的忠誠，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紀資產階級對待「美好文學」的典型態度。這些特質被革命接受同化，視作令人嚮往的歷史遺產，因而受到革命的保護，而非銷毀。
然而，舊制度還是死亡了。儘管1832年時，布勒斯特（Brest）的漁夫認為：天降霍亂是上帝對他們廢黜合法國王的懲罰。除了信仰雅各賓的法國南部和一些長期實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區，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農民之中的擴展速度相當緩慢。但是，在1848年舉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選中，正統主義的勢力已經只局限於西部和較貧窮的中部省分。今日法國鄉村的政治地理，在當時已大體可以辨認出來。在更高的社會層次上，波旁王朝的復辟並沒有恢複舊制度，或者正相反，當查理十世力圖這麼做時，他就被推翻了。復辟時代的社會，是巴爾扎克筆下資本家和野心家的社會，是斯湯達（Stendhal）筆下於連（Julien Sorel）的社會，而不是返鄉流亡貴族的社會。一個如地質變動般的新世紀，分隔了復辟社會與塔列朗所回顧的18世紀80年代「甜蜜生活」。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於莫泊桑（Maupassant）筆下的《俊友》（Bel- Ami）一書中的杜洛亞，一個19世紀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於20世紀40年代好萊塢電影的典型人物薩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紀80年代非貴族的成功者費加羅（Figaro）。
簡言之，革命後的法國社會在結構上和價值觀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是暴發戶的社會，換言之是自我造就者的社會。不過，當時這種情形還不十分明顯，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發戶統治，即實行共和主義或拿破崙主義的政府。1840年時，有半數的法國貴族屬於舊貴族家庭，在我們看來這種現象似乎不夠革命，但是在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眼中，半數貴族在1789年時曾是平民這一事實，卻是非常驚人的，特別是在他們目睹了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階級排外性後，更顯震驚。「善良的美國人死後，就上巴黎去」，這句話表明巴黎在19世紀的形象，儘管要到第二帝國時期，巴黎才完全成為暴發戶的天堂樂園。倫敦，或者特別是維也納、聖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錢可以買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發戶時是如此。在巴黎，卻幾乎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是用錢買不到的。
新社會的支配優勢並非法國獨有的現象，但是，如果將民主的美國除外，在表面上，這種優勢在法國的確更為明顯、更為正式，儘管實際上不如在英國和低地國家那樣深刻。在英國，名廚仍是為貴族服務，如卡雷姆（Careme）為威寧頓公爵服務那樣（他先前曾為塔列朗服務）；或是為寡頭俱樂部服務，如「改革」俱樂部的索耶爾（Alexis Soyer）。在法國，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貴族家庭廚師，已經建立了開辦高價餐館的穩固傳統。一本法式烹任指南經典的封頁，暗示著世界的一項變化。它是這樣寫的：「（作者）博維耶（A．Beauvillier），普羅旺斯伯爵老爺的前任官員……現任飯店老闆，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號。」美食家是王政復辟時期的創造物之一，並經由1817年創刊、布里亞-薩瓦蘭（Brillat－Savarin）編寫的《美食家年鑒》而不斷繁衍。他們已絡繹不絕地前往英式咖啡館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嘗沒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國，報刊依然是指導、咒罵和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國，吉拉丹（Emile Girardin）於1836年創辦了現代報紙：《報界》（La Presse），這份報紙是政治性的，卻也是廉價的，旨在積聚廣告收入，以閑話、連載小說和各式各樣的其他噱頭吸引讀者。（1835年，《辯論報》 [Journal des Debats，發行約1萬份]的年平均廣告收入約2萬法郎。1838年，《報界》第四版以一年15萬法郎租出去，1845年漲到30萬法郎。）英語中的 「新聞」（journalism）和「宣傳」（Publicity）、德文中的「宣傳」（Reklame）和「廣告」（Annonce），這些辭彙都會使人想起法國人在這些混沌初開的領域中的先驅之舉。巴爾扎克筆下所讚美的時裝、百貨商店和公共商品櫥窗，也都是法國人的發明，是19世紀20年代的產物。（「從瑪大肋納大道[Madeleine]到聖丹尼門［Porte Saint－Denis］，商品都在以五光十色的節奏歌唱，歌唱出一首宏大的詩歌。」）法國大革命還將向才幹人物開放的職業——劇院——帶進了「良好社會」（在此同時，該種職業的社會地位在貴族統治下的英國，仍然類似於拳擊手和騎師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爾馬（Talma）和其他戲劇界人士，在拉菲特別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該郊區變得時髦起來的銀行家姓氏命名）這幢莫斯科親王的豪華住宅旁，確立了他們自己的地位。
工業革命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影響，在表面上不那麼劇烈，在實際中卻更為深遠。因為工業革命創造出與官方社會並存的資產階級新集團，這些集團是如此之大，以致無法為官方社會所吸收，只好接納了其頂層的少數人。但這個新集團是如此地具有自信和活力，他們並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們所提的條件基礎上。在 1820年的英國，我們尚難在國會大廈和海德公園附近，發現眾多殷實富商的身影。在國會大廈里，貴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著尚未改革的議會；而海德公園內，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禮儀的上流仕女們，如哈麗葉·威爾遜（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絕裝扮成殘花敗柳的女人時也顯得很不正經）。她們駕著四輪敞篷馬車，身旁簇擁著打扮入時的傾慕者，他們來自軍隊、外交使團和貴族階層，其中也有不屬資產階級的「鐵公爵」威靈頓（Wellington）。18世紀的商人、銀行家，甚至於工業家，其人數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會中。事實上，以老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為首的第一代棉紡業百萬富翁們，可說是相當堅定的托利黨人，只不過較為溫和穩健而已。老皮爾的兒子還正在接受日後成為首相的訓練。然而，在北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