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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這個時期的歷史學家，無論感興趣的具體領域是什麼，都無法忽略1830年這個轉折點。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轉折點之後，經濟和社會的變革速度明顯而迅速地加快。在英國以外的地區，相對於1830年的快速變革，法國大革命及其引發的戰爭時期，幾乎沒有帶來什麼立即性的進步。惟有美國例外，它在獨立戰爭之後大步邁進，至1810年時，其耕地面積已增加了一倍，船隊噸位增至七倍，並且在整體上顯示了它的未來潛力。（美國在這段時期的進步，不僅有軋棉機，還有汽船以及流水作業生產線的早期發展——伊文斯〔OliverEvans）成立了裝有傳送帶的麵粉廠。）在拿破崙統治下的歐洲，日後工業的絕大部分基礎已經奠定下來，特別是重工業，但這些基礎在戰爭結束時，大多已蕩然無存，戰爭的結束為各國帶來了危機。從整體上看，1815－1830年間，是一個挫折時期，至多也只是一個緩慢的恢複時期。各個國家都在整頓它們的財政，通常採取的措施都是嚴厲地緊縮通貨（俄國於1841年成為最後一個這麼做的國家）。在國內危機和國外競爭的雙重打擊下，各個工業部門搖搖欲墜，美國棉紡織業所受的打擊更是異常嚴重。都市化進展緩慢。直到1828年，法國鄉村人口的增長速度已與城市人口不相上下。農業步履蹣跚，停滯不前，德國尤為如此。觀察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甚至是強勁擴張的英國之外的經濟增長，無人會傾向於悲觀，但卻也很少有人會認為除了英國，可能還包括美國之外，有任何國家已開始進行工業革命。以新興工業的一項明顯指數為例：在英、美、法三國之外，世上其餘地方的發動機數量和馬力，在19世紀20年代，幾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統計學家的注意。
1830 年後（或在此前後），形勢急速改變；其變化如此之大，以致到了1840年，工業體系所特有的社會問題——新興無產階級、極速都市化失控的危險——已成為西歐嚴肅討論的普遍問題，也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的噩夢。1830－1838年，比利時的發動機數目增加了一倍，馬力增加了兩倍：從354部發動機（1．1 萬匹馬力）增至712部（3萬匹馬力）。至1850年，這個幅員雖小卻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已擁有了近2300部發動機，66萬匹馬力，還有近600萬噸的煤產量（幾乎是1830年產量的三倍）。在1830年時，比利時採礦業中還沒出現合股公司，但到了1841年，幾乎有半數的煤產量是來自這種股份公司。
在這20年中，法國、德國諸邦、奧地利或其他奠定了現代工業基礎的國家和地區，都有相似的數據可供引用。例如，德國的克魯伯家族（Krupps）於1835 年安裝了第一部發動機；1837年，巨大的魯爾煤田開挖了第一批礦井；1836年，在捷克重要的鋼鐵中心維多科維斯（Vitkovice）設置了第一批焦炭煉鐵爐；1839－1840年，倫巴底有了法爾克（Falck）的第一個軋鋼廠。若要一一列舉這些類似資料，難免單調乏味。由於真正大規模的工業化時期，要到1848年後才開始，因而列舉這些資料就顯得更加單調乏味，只有比利時，可能還有法國例外。1830－1848年這個時期，標誌著各工業地區和迄今仍然著名的工業中心和企業的誕生，但是，此時幾乎還談不上是它們的青春期，更遑論成熟期了。回顧19世紀30年代，我們就能了解令人興奮的技術實驗和不滿足於創新的企業精神意味著什麼了。它意味著美國中西部的開發；但是，麥考密克的第一部機械收割機（1834年）和1838年從芝加哥東運的第一批78蒲式耳小麥，只是因為它們導致了1850年後發生的那些事情，才得以名垂青史。1846年，那家冒險生產了100部收割機的工廠，直至今日仍應為它的大膽而受到稱讚，當時「要找到敢冒風險而且有勇氣和精力的夥伴，來投資生產收割機這種高風險事業，實在很困難，要說服農民使用收割機，或者讚許這項新發明，也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同時它也意味著有計畫地興建歐洲的鐵路和重工業，以及碰巧發生的投資技巧革命。但是，如果皮爾耶（Pereire）兄弟沒有在1851 年後成為工業金融的偉大冒險家，他倆於1830年徒勞地呈交給法國新政府的那項計畫——「一個負責借貸的政府部門」，工業家可在此經由最富有的銀行家中介擔保，以最優惠的條件向所有擁有資本的人借款——也就幾乎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了。
在英國，是消費產品（通常是紡織品，但有時也包括食品）帶動了工業化的突破；但是，比起英國工業革命，此時資本產業（鐵、鋼、煤等）已顯得更為重要了： 1846年，比利時工業僱員中有17％受雇於資本產業工業，而英國則在8％－9％之間。至1850年，比利時有四分之三的工業用蒸汽動力，並用在採礦業和冶金業上。猶如英國一般，大多數的新工業設施（工廠、鐵廠或礦場）規模都很小，由一大群不成熟的勞工負責操作，他們多半是價格低廉、技術陳舊的家庭代工，或從事原料加工和轉包的工人。這類勞工隨著工廠和市場的需要而誕生，最終也將為這兩者所摧毀。在比利時（1846年），毛紡、亞麻和棉紡工廠平均勞工數目分別只有30人、35人和43人；在瑞典（1838年），每個紡織「工廠」的平均勞工數目不過只有六至七人。另一方面，此時的工業化有著比英國大得多的集中程度，在那些如人們所預期日後將成為工業區的地方，有時像是被農業用地包圍的一小塊領土，人們正運用著拓荒者的經驗，以更加高度發達的技術為基礎，並經常享受著來自政府有計畫的大力支持。在波希米亞（1841年），四分之三的棉紡工人就業於百人以上的工廠中，而且其中幾乎有半數就業於15個200人以上的工廠。（另一方面，實際上所有的織布工作，在19世紀50年代前仍是在手工織布機上完成的。）在此時已佔顯著地位的重工業中，情況自然更是如此：比利時的鑄造工廠（1838年）平均有80名工人，比利時的煤礦區則平均約有150名工人（1846年），至於像瑟蘭（Seraing）的科克里爾那樣的工業巨人（該廠僱用了2000名工人），就更不在話下。
這樣的工業景象，頗似島嶼星羅棋布的湖泊。如果我們把一個國家的整體視作一個湖泊，湖中諸島就是工業城市、工業地區或鄉村複合體（如在德國中部和波希米亞山區中常見的製造業村莊網）：在法國有諸如牟羅茲（Mulhiouse）、里爾（Lille）和盧昂這樣的紡織城鎮，在普魯士有埃伯費爾德-巴門（Elberfeld－Barmen）和克雷費爾德（Krefeld），比利時南部和薩克森。如果我們把廣大的獨立工匠、在冬季製作產品以求出售的農民，以及家庭代工或從事原料加工的工人看作是湖泊，那麼島嶼就是工廠、礦場和大大小小的鑄造廠。在這片風景中，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水域；或者說——採用稍稍更接近於真實的隱喻說法——是環繞在工商業中心周圍，小規模生產或依附性生產的蘆葦草。稍早建立起來作為封建制度附屬物的家庭工業和其他工業，也依然存在。其中大多數——例如西利西亞的亞麻工業——處於悲劇性的迅速衰落之中。大城市幾乎沒有進行工業化，儘管城內有大量的勞工和工匠人口，用以滿足消費、交通和各種服務業的需要。世界上超過10萬居民的城市中，除了法國的里昂外，惟有英、美兩國的城市，明顯地包羅了工業中心。以米蘭為例，1841年時，全城只有兩部小型蒸汽機。事實上，典型的工業中心（在歐洲大陸和英國都一樣），只是中小規模的城市或是村莊複合體。
然而，在一個重要的層面上，歐洲大陸——以及在某種程度上還有美國——的工業化並不同於英國，即以私營企業推動工業化自發進展的前提條件，在歐洲大陸還不如英國那般有利。如我們所知，英國在經歷了約200年的緩慢準備後，並不存在任何生產要素的真正短缺，實際上也沒有阻止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在其他國家，情況就不是這樣。例如，德國有明顯的資本短缺。德國中產階級那種非常樸素的生活方式，便顯示了這種短缺。雖然如此，這種樸素的生活方式卻完美地化身為比德邁爾（Biedermayer）風格，一種迷人而又穩重的室內設計。人們常常忘記，根據當時德國的標準，歌德確實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他在魏瑪（Weimar）的房屋，比起英國克拉彭（Clapham）地區節儉銀行家的舒適標準，要綽綽有餘（卻也好不了太多）。在19世紀20年代的柏林，宮廷貴婦，甚至公主，終年都穿著簡樸的密織棉布衣裙。如果她們擁有一套絲綢服裝，通常都留到特殊場合才穿上。由師傅、幫工和學徒組成的傳統行會制度，仍然阻礙著工商企業的發展，阻撓著技術工人的流動，而且實際上阻礙著一切經濟變革。普魯士於1811年廢除了手工工匠必須歸屬行會的義務，卻沒有廢除行會